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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提出注意利用民俗学、民族学材料。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自序中说：“既可用了考古学的成绩作信史的建设，又可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作神话和传说的建设。”此处提到的“民俗学的方法”，是顾颉刚在神话传说研究中常用的。1957年3月，他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表示，研究经学“除经书以外，还要读‘子书’等，并看甲骨文、金文，看地下出来的材料，更要研究现代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古代的社会现象已没有了，但在某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将民俗学、民族学的方法与王氏方法相结合，是顾氏对“二重证据法”的发展。 利用出土材料研究古书 顾颉刚不仅接受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并且将其应用于实际的学术研究。 《顾颉刚读书笔记》随处可见有关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材料的记录。例如，1951年《虬江市隐杂记(一)》有其关于读金文的笔记十余条，如彝器中称“人鬲”者、《扬簋》里的“司工”职守问题等。特别是因得《令彝》而知《酒诰》里的“里居”乃为“里君”之误，顾颉刚由此而感慨道：“金文之有裨于解经如此”。1961年9月，顾颉刚将于省吾的《鄂君启节考释》抄在读书笔记上，并据此校订《史记·楚世家》相关内容。 顾颉刚进行《尚书》研究时，非常重视出土材料。早在20年代，他就认识到甲骨文、金文于《尚书》研究的重要性。后来，他进一步提出了《尚书》研究“百余年来藉甲金文之研究而走向科学化的途径”。1960—1966年，顾颉刚将主要精力用于撰写《大诰译证》。这一时期的日记再现了其利用考古资料、金文资料研究《大诰》的心路历程。例如，1964年6月4日，“在《考古学报》上得到《大诰考证》之重要资料，必当补入，精神一振”；6月7日，“补录《伯懋父》三器入《考证》”；6月10日，“看《保卣》、《宜侯夨簋》补入《考证》，约写三千余字”。类似记载不一而足。可以说，顾颉刚是把《尚书·大诰》篇的整理当作“学术的遗嘱”来作的。正如许冠三先生在评价顾颉刚晚年的《尚书》研究时所说：“其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至于资料繁富，体例创新与双重证据配搭的挥洒自如，犹在其次”。 纵观顾颉刚为学的一生，可以说他对出土材料的学习和利用一直没有间断过。顾氏曾说：“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因此，如果从“破”的角度上来看，说顾颉刚在疑古上是以古书论古书，倒是可以的，因为怀疑古史正是要推翻古书上记载的古史。但是，如果从“立”的角度来讲，顾颉刚则跳出了古书的圈子，从更为宽阔的视野，将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物学、民俗学、民族学知识纳入到其重建古史的研究活动中。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