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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害地方 威胁边塞 正德、嘉靖之际，西北宗室贻害一方，朝廷苦无良策。正德年间，代府、沈府曾发生三起宗室群体冲击地方衙门事件。嘉靖至万历间，肃、韩、代、秦各府发生九起类似事件。嘉靖末年，大同知府师桂、知县朱可进相继遭到代府宗室的殴辱。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韩府宗众140余人冲击陕西巡抚衙门，“横肆官府、闾里间，公行抢夺，百姓恇忧，竟言王子反，以至巷无行人，长安为之罢市”。万历三十三年（1605）七月，临潼王府宗人“因事群殴西安卫指挥高鸣凤至死”。 弘治以后，西北宗藩问题引起朝廷重视。正德时，代府宗室“违法多端”，代藩“境临极边，既莫之制驭，而代王及潞城、和川王亦不能训饬”，朝廷唯恐大同“或生他变”。隆庆时，吏部尚书杨博指出，山西汾州宗藩不畏国法，已成为地方严重祸害。万历三十七年，山西巡抚乔允升奏报说“大同苦宗室胜于苦虏”。平凉韩藩“王风犷悍，故宗室视各王府尤称无赖”，对地方稳定和边防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嘉靖时，陕西巡抚张瀚指出，韩藩“即目前患已不可弥，将来之祸诚不可测”。西北宗室因为矛盾而激变生乱甚至反叛朝廷，亦不鲜见。正德时，代府宗室因“出城盗马、私铸军器，遣谋潜刺边事”，被大同总兵时源拘执，代王朱俊杖纵容府中宗众包围时源的府第，“毁其私所造旗牌及诸器服”，时值虏寇大举进犯，大同几乎危殆。安化王朱寘鐇利用边防戌将卫卒的不满，煽动叛乱，虽很快被平定，但造成人心撼动。 土地贫瘠 宗禄逋欠 西北宗藩犯罪众多，一方面是因为西北自然条件恶劣。山西、陕西土地贫瘠，水资源贫乏，明初在西北设藩置封，目的是翊卫帝室，防边御虏。但宗藩繁衍，却造成后来供给困难，以致贻害地方。宣德以降，有人提出内迁宗藩以解决山、陕给养困难问题。宣宗初继位，韩王就奏请改国江南，后屡有内徙之议。弘治、正德年间，围绕代府内迁问题，曾引发朝臣激烈争论。大学士梁储认为宗藩内迁牵连甚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因此，朝廷只好作罢。 另一方面，是因为西北各府宗禄逋欠严重。自景泰起，西北宗藩就已出现供应困难问题。弘治初年，晋府宗室就因屡贷于人，难以偿还而变卖房屋。正德九年（1514），沈府宗室朱勋沤等人就以岁禄久逋，“屡率众入仓挞官吏”。嘉靖年间，宗藩因宗禄逋欠冲击地方衙门的事件，在山西、陕西不时发生。嘉靖十三年，山西王府宗禄每年缺口达10万余石。嘉靖中后期，山西一省存留米麦152万石，但宗禄岁需312万石。西北地区宗禄长期拖欠，加上无名封宗室人数急剧增加，激化了藩府与地方的矛盾，促使中下层宗室铤而走险。 西北宗藩犯罪，不仅祸害地方，直接威胁明朝边关的安全，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嘉靖以后，宗藩问题与各种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加速了明朝走向崩溃的步伐。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