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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明代中后期且半生“僻居西陲”的白族学者李元阳，是在阳明心学已成为理学舞台主角的观念背景下，以明嘉靖五年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辞官返乡究心性命、参研佛理的“儒释”或“释儒”，其哲学思想渗透着佛道观念、王学精蕴，体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 李元阳明确表示自己对待儒佛道的态度：“阳愚以为，道学性命本是一家。故阳之自力，惟以灵知到手即可了事，初不计为孔，为释，为老也。”坚信儒佛道等量齐观的理路。在他看来，佛、儒、道根本上是相通的。“老释方外儒，孔孟区中禅。”儒学中本有禅学的旨意、方法，佛禅中也有儒学的意蕴、精髓。如在复性的修养工夫上，佛谚云：“若要佛渡人，先须我渡我”，这实际上也就是孔子儒学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即二者都强调人之自觉的、内在的、主动的自我修为，而非被动不自觉的外在制约。李元阳曾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表示：“余始从事格致之学，久而不得其门。里居暇日，得《楞严》读之，始掩卷而叹曰：格致之学，其精蕴具于此矣！……佛说楞严，专为破惑。惑破则知至。”儒学中格物致知之学的精蕴，为佛教《楞严经》所蕴涵；佛教《楞严经》的“破惑”之说，就是讲的儒学格物致知。李元阳认为佛儒具有共同的治国安民作用，如宋代作为儒臣的“宋韩魏公、范文正公、富郑公、司马温公立朝有此力量，皆从佛学中来”。 参禅入儒是李元阳佛儒道融合的一种学术理路。他说：“《圆觉》《楞严》《维摩诘所说经》，直指此心，即道精微玄妙，读此然后知子思子之《中庸》，为孔子之嫡传”，认为以佛教经典中“直指此心”的宗旨，诠解以子思为代表的《中庸》学是孔子儒学的真正方向。李元阳哲学在本体论层面的佛学渗入是多而显的，表现在其本体之“性”的本体地位观念、其“性”的性质、状态，以及与之相对立的“心”、“意”、“情”、“识”为外物所“感”、所“惑”、所“蔽”之情状等。佛教《坛经》中关于“性”、“心”及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之间有一形象比喻，即“心地性王”说。慧能把人的色身比为城邑，眼耳鼻舌身为外面的五座城门，意根为里面的城门，心如城中之地，性则如统治此城之王。《坛经》的“心地性王”揭示了“性”的统摄、主宰、主导、根本地位和作用，诠释了“心”、“意”以及眼耳鼻舌身之生“情”之所等对于“性”的依存关系。人之身心的坏灭与否，决定于人之本“性”的“觉悟”。李元阳把这些佛禅观念，纳入其“性”本论之中。此外，禅宗所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的心包万法观念，也被李元阳用来说明“性”与天地世界的关系。李元阳在修养工夫论的层面参佛入儒更显著。如佛教禅宗参究心性有“顿悟”和“渐修”两种方法，一种主张成佛之道应通过个人顿悟，此顿悟源于摒除包括善恶在内的一切思考；另一种坚持只有经过渐修，才能修成正果。李元阳援取佛教的“顿悟”、“渐修”，用以疏解儒学经典《中庸》的“率性之谓道，顿悟此性也；修道之谓教，渐修此性也。顿悟诚而明，知至也；渐修明而诚，致知也”。 以儒融佛是李元阳哲学的又一理论进路。从佛教哲学看李元阳参佛入儒，实际上已具有以儒融佛的内蕴；就儒学看李元阳的观念建构则是以儒融佛。李元阳将王学的“良知”、“致良知”，更多地融合佛道观念。如佛教表明“心”、“性”本质状态的“圆明”、“本觉”观念，李元阳阐述说：“人具此性，本自圆明（明是良知，圆是知至）”，以“圆明”疏解人之本性“良知”和“致良知”。李元阳有时还直接把本体之“性”称之为“圆明之体”，称之为“本觉”。他用佛教基本的、重要的或核心的观念，阐释疏解儒学或儒典的要旨精义，更多地融合佛教观念，是其突出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