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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棒打鸳鸯 男女谈婚论嫁，而且还有媒妁之言，居然还会引起“族党”闹事，官方也不惜强力介入，棒打鸳鸯，这种当代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当日情势而言，却并不缺乏法理根据。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中明文规定，良贱不得通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哪些人群属于这一条文所规定的贱民阶层呢？《清史稿•食货志》曰：“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属应役之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划在“良民”这个圈子里面的，就只有传统社会认定的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除此之外，就都属于“贱民”。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唱戏的尽管可能因为艺术卓越而被无数戏迷追捧，但在官方话语体系里，其为“贱民”的天然属性却无法改变。杨月楼再红，但仍然是贱民，就仍然不能娶“良人女”为妻。这就是当日之客观背景。 如果说官府强力介入杨月楼的婚姻，属于成文法规定之范围，那么阿宝父亲的“族党”干预阿宝婚事，则是一种习惯法。在传统社会里，宗族的巨大魅影渗透进个人的私生活，被视为当然，早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集体潜意识。在传统观念里，阿宝与“贱民”杨月楼通婚，就不仅仅是其个人的私事，而会影响到整个族群的面子、声望和地位，非出手干预不可。而且宗族对个人的影响力，向来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因为要加强对社会生活的监控，公权非借助这种族权不可。 如此看来，无论粤商族党，还是官府，似乎都只是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他们却忽略或曰轻视了另一个事实，这就是晚清之上海正处在日益开放的氛围之中。 果然，此案一出，宗族势力和官方的作为遭到了舆论的强烈反弹，上海市民更是议论纷纷，匿名揭帖遍贴于租界内，为此案鸣不平。于社会中崭露头角的报纸则给这些声音提供了公之于众的平台，典型者如12月29日《申报》发表一篇署名“持平子”的来信，其中写道：官方对杨月楼和阿宝的处置，“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敢问贵馆：邑尊(即县令)究执何例以办？夫月楼虽不安分，咎实难辞。然就事论事，似尚不比于抢盗。今竟敲击胫骨，其将以强盗律之乎？”该文认为，月楼与阿宝之婚姻，是“受母命，倩媒妁，具婚书，得聘礼，而后迎娶合卺”，一切符合正常婚嫁程序。在作者看来，“阿宝疑若无罪”，并认为“即令阿宝私通月楼，亦当候其父自行处置”，族党及官府不应代为惩办。“故疑此案，觉有情轻罚重之故。” 1874年5月27日，《申报》又刊出《英京新报论杨月楼事》一文，“英京伦敦新报述杨月楼之案曰：上海民间风传有势力者请于邑尊，务须将杨月楼置之死地，以雪同人之怒，且许诺之曰：‘若果能杀杨，则贿以二万银数’，与此案同时，有名瞿茂和者与人和奸一案，仅仗一百下释放。杨月楼亦属和奸案，不但已处严刑，且堂上声称必欲置之死地。此或系奸民风传，本馆译之，姑欲使官宪知之，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与前文相比，这篇文章对官方来说压力更大。而报馆巧妙的地方在于，它只是引述西文报纸消息，向公众透露官方和主张重惩杨月楼的势力正在密谋“将杨月楼置之死地”，然后笔墨一转，说这“或系奸民风传”，“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借助新兴媒体，舆论这种介入公共事务的势头有增无减，对遏制官权的肆虐当然是有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