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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该有良贱阶层这种等级的区分，良贱能否通婚，个人能否自由择配，这些当然是个观念问题，但就当时而言也是个法律问题。而在管理社会的工具中，法律又往往是最为顽固的，这就是杨月楼案发生后，尽管人们的观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但最终还得由当时法律来制约和规范的原因。这种观念对法律的冲击力度的确嫌小了一点，但我们不应忽略，这还是发生在光绪登基之前、古老中国打开国门不久之后的事情。稍有智识者都可以看出一种趋势：越往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就会越迅疾，并大大超出旧的法律条文的调整范畴。在完全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现实下，法律乃至整个社会规范体系的调适和改革乃水到渠成。大诗人樊增祥在其《樊山政书》中就曾经自述断案经验曰：“州县终年听讼，其按律详办之案至多不过十余起，……其所听之讼，皆户婚、田土、诈伪、欺愚，贵在酌理准情，片言立断，不但不能照西法，亦并不必用中律。”“亦并不必用中律”，这不就是把法律条文抛在一边吗？这也不是这位诗人型官僚有心违法，或者对下民存心恩赐，而是客观情势逼迫他非如此不可。发展到最后，清末的司法改革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权力禁锢社会几乎是一种惯性，在这一作用支配之下，公权介入个人私生活也就见惯不怪了。 杨月楼案发生，官府的反思是，阿宝一良家女子之所以会爱上杨月楼，无非因为她进戏园看到了杨唱戏，杨相貌堂堂，加之其所演多为挑逗情欲之戏目，这才会使阿宝生出嫁杨之念。既然找到了官方眼中的惹祸之由，自然会想出以下的两个动作：因为杨演淫秽之戏，致妇女倾慕，便倡导禁演所谓暴力色情的戏目；又由于阿宝进戏园看戏，引起嫁杨之念，又倡议禁妇女进戏园。两个动作都由地方官出布告施行。 为了维护所谓风化，禁戏是清廷的一贯措施，早在1869年，上海官员还曾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会同一体查禁各处花鼓戏(晚清之花鼓戏或为女子说唱，或为男女合演，内容则多为男女私情故事)，但由于花鼓戏馆多在租界之内，洋人对此并不热心，当时媒体即冷嘲热讽地说：“中丞(即巡抚)禁，观察(即道台)禁，而演者仍演。” 早被证明无效的动作，现在旧调重弹又会有效么？《申报》刊出的《禁止妇女看戏论》一文论述得甚为中肯，“至于观剧一事，其素性不喜者，虽戏在其侧亦不欲观，其素性喜悦者，无论富贵贫贱，智愚贤否，老幼男女，一闻有戏，不拘何地，皆趋之若鹜，赴之恐后，一律往观也。若夫演戏，固歌咏升平之意，亦与民同乐之一道也。而伶人业此原藉以糊口养家。从未闻有滋事之时。自通商之后，凡西商租界皆许伶人设馆演戏。昨闻西人言，西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无取乐之事，而中国在上之人，则惟恐世人有过乐之端。现闻华官禁止演戏，西人皆不以为然，若欲禁止演戏，必使已唱戏之伶人有所改业，赖此生活者不下万人。一旦绝其生活，使弱者为饿殍，强者为盗贼矣。” 在此文作者看来，戏曲业发达既能给伶人提供养家糊口的机会，更能与民同乐，实为升平盛世之象征。最有意味者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昨闻西人言，西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无取乐之事，而中国在上之人，则惟恐世人有过乐之端。读至此处，人们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为什么？也许，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区别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