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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盟军会不会抓天皇？同盟国会不会审判天皇？会不会对天皇判刑？这些问题让日本高层和天皇忐忑不安。另外，裕仁的责任和受谴责问题始终是盟方考虑如何对待日本战犯的问题之一。对裕仁天皇进行审判，成为同盟国和美国方面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 当时国际舆论要求审判天皇的呼声高涨，大多数意见认为天皇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对他加以严惩。1946年1月9日，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澳大利亚重新提出1945年9月所提出的一项建议，提议将裕仁作为战犯起诉。他们提出“澳大利亚第一号关于主要日本战犯的名单”以及辅助的备忘录。其中包括62人，以及17页的分析，人名以字母为顺序，裕仁列第四。1月16日，这份材料被呈送美国军法官，9天后，华盛顿电传这份名单到东京国际检察局，特别提到对天皇的起诉，这些联络被确认为最高机密。这份后来被称为“堪培拉声明”的文件坚持对裕仁的审判，并引用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纽伦堡审判中的话：“任何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首脑作为战犯负有个人的罪责。” 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决定利用天皇及天皇制政府，对日实行间接统治，但对天皇的地位及处置问题仍未明确。1945年10月底，又通过了关于天皇处置问题的SWNCC五五/六号文件，根据此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由麦克阿瑟秘密搜集关于天皇战争罪行的证据，并就处理方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建议。因此，能否审判天皇和何时审判天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麦克阿瑟的建议。 1945年9月27日，裕仁天皇来到东京第一生命大楼盟军总部拜见麦克阿瑟。拜见中，天皇一方面推卸战争责任，说发动战争并非自己本意；另一方面又以“宽大的胸怀”，表示愿为“臣民”犯下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博得了麦克阿瑟的好感。关于这次会谈的具体内容不得其详，后来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次会面唯一的描述说，裕仁天皇的来访意味着“走下神坛”。 麦克阿瑟在经过多方调查之后，决定继续利用天皇推行占领政策。他于1946年1月25日给华盛顿发去一封严肃的电报，避开了审判天皇涉及的法律问题，而谈到了后果问题：“对裕仁起诉，就必须大幅度地修改占领计划”，而且“审判天皇还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大混乱”，“日本就会瓦解”，“由此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麦克阿瑟据收集到的所有情报显示，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天皇干预日本政治决定的确凿证据，裕仁与国家事务的联系“大部分是对枢密院顾问建议的内阁式的或自动的反应”。最高统帅警告说，如果审判裕仁，就要维持由于审判天皇引起动荡的日本社会，至少需要将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增加到100万以上，以保卫占领区（日本）的安全和秩序，并维持在占领区建立的美军海外基地。 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美国政府在权衡各方面利弊之后，出于国际形势的急速发展和美国战后冷战的需要，经游说各盟国，促使远东委员会于1946年4月3日通过了《远东委员会关于远东战犯的逮捕、审判及处罚政策的决定》，规定“如果没有特别的授权，对日本国天皇免于战犯起诉”。 根据远东委员会的决定，4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传达了不起诉天皇的指令，并且指示了对天皇的处理方针：作为日本未来的国家框架，允许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能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这一决定最终使得裕仁天皇逃脱了这次历史性的审判。 尽管如此，日本学者井上清教授亦指出：“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没有这个日本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或同意的话，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天皇是必须承担战争责任的。”事实上，就连曾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也认为“尤其是统帅权问题，政府完全没有发言权，可以控制政府和军队双方的只有陛下一人”。勿庸置疑，天皇对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为《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之法律较量》作者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