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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之吴越国，四世国王均尊崇佛教，号称“东南佛国”。其末代国王钱弘俶慕阿育王造塔事，于乙卯（955）铸小型铜塔、乙丑（965）铸小型铁塔，各“八万四千”座；另于壬申（972）、丙子（976）为雷峰塔地宫、天宫特制银塔两座。钱王引领此后数百年民间造塔风潮，时至今日仍遗存不少。目前可见钱王铜、铁、银塔42例，五代民间塔7例，宋辽明及无纪年塔15例，合计64例，文中以“吴越阿育王塔”统称以上小塔。 吴越阿育王塔图像分析 吴越阿育王塔多18至46厘米高，由塔刹、山花蕉叶、方形塔身及基座构成。塔身四面本生图像分别为舍身饲虎、月光王施头、割肉贸鸽、施眼本生四幅图像（以下简称饲虎、施头、贸鸽、施眼）。此四本生图像外域风格显著，人物皆作漩涡形卷发，着襦裙裸露上身，体现出犍陀罗及西域艺术特征；环绕形构图类似印度早期佛塔本生图像；龛外金翅鸟及立柱装饰也常见于犍陀罗小塔。据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天宝三载（744）鉴真等人所见宁波鄮山阿育王寺阿育王塔四面图像与现今遗存完全一致，表明唐朝时四本生组合在阿育王塔上出现已是定例；但是这种组合方式仅见于吴越阿育王塔，表明图像整体模传可能性较大。据《法显传》载，东晋法显曾参访西北印度饲虎、贸鸽、施眼、施头处，诸处皆起塔供养，时人称四大塔，这应是四本生的起源；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记惠生曾于犍陀罗国之雀离浮图摹写释迦四塔变，这是四本生图像传入中国的直接记载。可见，四本生图像应源自西北印度释迦四塔变，并很有可能直接源自惠生摹本。 不同的本生图像既有差异性又有规律性。其中，差异性体现在：第一，刻画人物有多寡；第二，贸鸽本生中持秤人时有时无；第三，施眼本生中主体菩萨提衣或持匕首；第四，施头本生中树置主体菩萨身前或身后。规律性则表现在：第一，钱王铜塔以人物简略、无持秤人、提衣、树置菩萨身后为特征，铁塔则与之相反；五代之后民间塔多延续铁塔特征，有些实例局部有变化；本生图像于塔身四面的配置顺序差异也呼应上述规律。第二，蕉叶外立面图像粉本一致。除钱王铜塔作力士外，皆作多幅佛传。佛传图像人物着汉服，内容简洁变化较少，但存在遗漏重要元素和重复刻画情况，可见佛传模传过程中并不注重图像内涵区分，未形成严格仪轨。第三，蕉叶外立面佛传图像分栏可发现流变规律。部分五代民间塔以单面作一幅图像以及划分两栏，显示出早期性特征；钱王铁塔蕉叶外立面图像则有两面作三栏表现，内容较之有大发展；五代之后民间塔则多延续铁塔表现甚至分栏更多者，这说明晚期实例有进一步阐释意图。第四，蕉叶内立面图像表现亦有规律可循。钱王铜塔以四面各表现禅定坐佛为特征；钱王铁塔则两面各刻画一立姿佛像，一面作倚坐佛，另一方空位，此四面表现应有特殊内涵。两者在民间皆有流传，前者民间实例年代偏早，后者则偏晚。第五，基座图像与塔身、蕉叶图像规律高度一致。钱王铜塔以三禅定坐佛和单层覆莲（双层覆莲）为特征，铁塔则仅表现四禅定坐佛，二者在民间皆有延续，铁塔样式同样流传较广。也有部分民间塔综合二者特征表现四禅定坐佛和单层覆莲。 综上，钱王铜塔、铁塔特征固定，各具典型性。铜塔四本生图像简洁、蕉叶外面刻画力士等，体现早期风貌；铁塔塔身图像更翔实，细部范式趋于稳定；五代民间塔铸造时间多介于铜塔铁塔之间，综合了二者造塔特征，蕉叶外面图像多作单幅或两栏佛传，蕉叶里面或与铜塔同或作天王像，塔身四面内容介于铜塔铁塔之间；后五代民间塔铸造时间多晚于钱王铁塔，蕉叶、塔身四面更多延续铁塔样式，表明钱王铁塔的强大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