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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的《中国史》，被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一册，是一部写给日本人的普及性中国通史。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完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故应对其受限于时代有了解之同情。一方面，四十年来史学界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颇有足以替代或更新宫崎氏旧说者的部分；另一方面，宫崎氏不能外于时代思潮而孤立存在，书中所展现的许多观念、许多倾向，是当时日本（乃至“文革”中的中国）之社会政治现实的折射与反应。因此，需抛掉后来者之“偏见”，才有利于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该书。 在《结语》中，宫崎市定宣称：“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为了体系，对于构成重要支点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我是凭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适的确切文献。因为完全与自己无关而依靠他人之眼确认的，是不会成为有自信的体系的。”（《中国史》320页）这里面尤其使我觉得应该予以重视的，是在自己观察之基础上建构学术体系。作为一部通史，欲完全摆脱他人的研究，或者欲对中国历史的所有时段与所有方面都有所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宫崎市定在整个中国史领域，在他所认为的重大的、值得研究与重视的问题上，都有精深的理解。从本书的参考文献解说中，即可令人吃惊地发现这一点。这是传统日本汉学的扎实之处。对比于西方中国学热衷于构建理论体系，而其基石则是他人的研究成果，则理论体系之有效性如何，或许不无疑问。而再将其理论移植于中国，回过头来从理论出发观照历史，又有多少真实的有效性，个人是颇持怀疑态度的。 另一个问题便是，要选择哪些历史事实，从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体系，这是要自出手眼的地方，“要有学者的个性渗透其中”。在《全集》第一卷的《自跋》之中，宫崎市定尤其强调了自己以“景气”为核心的经济史观，而这，便是宫崎氏的“个性”与独得之处。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即以太古至秦汉为古代，三国至五代为中世，宋至清为近世，而又增加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为最近世。由三分到四分，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划分背后的依据为何。当年读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与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即感觉宫崎氏“唐宋变革论”主要建基于经济方面的变革，而与内藤以时代精神作区隔（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甚至我都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唐宋变革论”，貌同而实异（当然宫崎对内藤所概括的几方面都认同，且予以深化，但在最根本处则有着明显不同）。所以他会有“宋王朝是一切以经济优先的财政国家”（《中国史》196页）之结论。更推而广之，宫崎氏的分期，实际上也是经济史观的反映。他的分期依据，主要即在于中国宏观经济之“景气”与否。他认为，古代是好景气一直持续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所以能够带来秦汉帝国的强盛。中世之特色则是经济的退步和恶化，社会则具有分裂、离心的倾向。至近世，景气变动的周期缩短，大约一个王朝即构成景气的一个周期。而总体上，近世都笼罩在空前好景气时代造就的“文艺复兴”之下。至于最近世，则是工业革命后带来的革命性的新的飞跃。在宫崎市定看来，社会、政治的好坏与经济景气的波动有着一致的倾向，是经济景气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宫崎氏的“景气”说是一种动态的、历时性的趋势，而非静止的某一时刻的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