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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之“景气”的判定，最重要的指标是货币的流通量。书中对于黄金、白银、铜钱、纸币在各个时期的流通变化都有分析，而且特别强调在世界范围内予以解释。中国货币的多少，不仅是国内社会政治变动与货币政策的反映，同时也是东西方商品贸易交流的结果。宫崎市定几乎时刻注意到世界史上尤其是西方历史对于中国的影响，而在世界史的体系之中研究中国历史，也正是作者的基本立足点之一。作为一个“文化一元论”者，宫崎氏认为文明起源于西亚，向西传播发展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发展为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不仅如此，在后世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西方常常是更为发达的，而中国境内的许多物质文化现象，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的影响，很多竟是由西方文化刺激甚至直接由西方传到中国的。这一“文化一元论”的基本立场，我们尽可以不赞同（至少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很大程度是受苏秉琦先生《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影响），但不能否认的则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历史始终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如作者所强调的，哪怕是只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特殊现象，也会因其唯一性而与世界史发生关联。 一部好的通史，不可能对所有的内容面面俱到，必然反映着作者历史观之下的独特认识，且能够贯穿始终。于是，不可避免地，作者根据自己的认知去选择材料，也就会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脉络中“忽略”某些历史事实，甚至造成某种“遮蔽”。从经济史观出发，宫崎氏眼中的中国历史，更多地集中于受经济强烈影响之社会政治等方面，而对于文化生活等方面涉笔相对较少——当然不是不涉及，如对于孔子，对于理学，都有着墨，这只是就整体倾向而言。这是毋庸讳言的。但顺着作者的思路，在他的视角下去看中国历史，除了宏观视野，也可以发现很多国内似乎并不那么重视的“角落”。比如，一个非常值得注意而饶有趣味之处，是宫崎市定对于经济产品“盐”，尤其是食盐产地对于社会政治影响之重视。他在书中多次指出，夺取食盐产地对于国力强弱变化的直接影响。他认为，春秋时齐国依靠制造与贩卖海盐而强盛，晋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有解州盐池，而后来秦之国势如日中天，则得益于逼迫魏割让了安邑及其附近的盐池。又如晚唐五代之际，淮南盐场地位重要，领有此地之南唐得以称霸江南，后周夺取此地之后乃可以限制南方发展。随后宋有雄厚的财政支持以顺利诛灭南方各国，即依赖于周世宗的这一遗产。甚至对于近世的“叛乱”，他也格外强调有运输手段而组织私盐贩卖的秘密结社的作用。联想到我们今天尚未完全废止食盐专卖制度，这一观察难道不值得重视吗！ 书中有些观点，是尤其值得中国普通读者予以注意并加以反思的。如对于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在笼统地宣称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君主独裁”，宫崎市定则明确指出了两者的不同。所谓“君主独裁”，是指“君主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形式”，其表现在由大臣提出处理政务的意见，而由君主作出最后的裁决，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制度，而非属于个人的终极权力。“君主专制”则是一切事务都以君主个人意愿为转移，像秦始皇、朱元璋那样肆行己意。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上看，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独裁”转变，其中蕴含着“进步”的因子。抛开“进步”史观，也可以不去比较“君主专制”与“君主独裁”的优劣，我们却可由此去探究“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究竟以何种形态显现，进而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构建思路与某种“合理性”，以及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虽然“以史为鉴”这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有用之处”。 在《总论》之中，作者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以历史为人文科学中最根本的基础科学，而“不能直接顶用”。历史学应保持其纯粹的“中立性”而远离实际政治。也可以说，历史学不过是做自己应当从事的对于过去发生一切事情的梳理与解释。人们想从中获得的，并不是历史学本身的任务，而是人们自己内心与现实需求的投射。就一般所谓可读性而言，该书的《总论》和《自跋》，因为没有太多故事，大概要算是枯燥的内容。但我特别推荐首先阅读这两部分。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作者的自我表白，而更重要的则在于，其中对于何谓历史、时间与空间、世界与东亚、信息与选择、记忆与方法等等似乎深奥难懂的理论问题，都有精到而通俗且韵味隽永的解说，可以由此打开我们认识历史的视野，增加回头反思历史的维度。而这，或许也是该书超越于具体的观点而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