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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运与国势 身居高位，权倾一方，拥有如此绝佳之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头的当打之年，这三位“50后”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轻时的宏大抱负。殊不知在威权体制下，权力场中之辈，由于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往往眼光向上，更多从统治者的“最高指示”出发，其立足点无非四个字：“领导满意”。这在三人的政治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06年夏，围绕是否预备立宪之问题，京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西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极力抵制立宪，横加阻挠。然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终却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任交予荣庆。这期间，袁世凯频频私下拜访，以期凭私谊影响荣庆。孰料之后面世的懿旨，无非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限期顺延。想必荣庆当时费尽心机、搜肠刮肚，完全是揣摩老佛爷圣意而已。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统元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上台，他们对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艺、科技等颇为推崇。当时徐恰恰担任东三省总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据曾在东北任职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千万两，两年以来铺张颇甚”。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簾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一次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载沣面前表扬这位“市政建设标兵”。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的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全国学习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并未予以追究。 1909年，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下车伊始，便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局势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步，像陈这种官员，敌视新学，拒绝革新，只会激化矛盾，令问题愈加恶化。面对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请愿运动，陈表面安抚，私下命军警强力弹压。一面极力“维稳”，他却一面上书中央，报喜不报忧，声称直隶一片安靖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时疏导，革命便喷薄而出，眼见大势已去，陈只得告病去职，清廷最后一任直督便如此黯然离场。 辛亥之后，这三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化身遗老。除了徐世昌于短暂隐居后再度出山，继续在政坛打拼外，陈、荣二人则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经营下的丰厚积累，过着饶裕悠哉之寓公生活。当然，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之余，他们不忘叹一声前朝可惜，骂几句民国黑暗，却从不曾反省己过：难道唯权力马首是瞻的恶果，不恰恰是国势日颓，终致倾覆吗？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经》中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为例，指出人在具体而特殊的社会情境与权力系统之中，往往会走向恶的一面，此之谓“路西法效应”。该理论似对了解这三位“50后”士子的人生轨迹颇有启示。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贡献才智，然在专制制度下，权力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大，几乎吞噬了一切，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它名叫路西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