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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25日，重庆城下半城望龙门附近的沙利文饭店，忽然来了十余位大多说着“吴侬软语”，神色却格外凝重的客人。 这些稀客并非为品尝那儿有名的英式西餐而来，也无意与近在咫尺的聚兴诚银行(川省首屈一指的民营银行)总部的金融界老友相聚。他们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等地大批迁川工矿企业中，第一拨共14家已抵达重庆的厂商的负责人，正赶来参加一次关乎各自命运的紧急会议。 西行客 群英会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为避战火而西行的沿海厂商，也纷纷随之来渝。图为重庆国民政府办公大楼。 此次会议的召集人，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不到半年前，即1937年8月11日，他出任了在沪成立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十出头的林继庸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赴美国纽约攻读化学，归国后受聘为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他曾给奋起抵御日寇的十九路军当技术顾问，与上海工业界尤其是机器业关系较深。 当日齐聚重庆沙利文饭店的企业家中，不乏业界一时翘楚。如我国氯碱工业创始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吴蕴初，在抗战前的国内化工界，他与立足天津的“永久黄”系掌门人范旭东，并称“南吴北范”。又如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专业的浙江桐乡人颜耀秋，他经营的上海机器厂，为沪上华资机器业之佼佼者。还有同样是美国海归的龙章造纸厂经理庞赞臣，他是清末浙江湖(州)商巨富南浔“四象”之一庞家的后人。 报社编辑出身的苏汰余，是这群企业精英中唯一的重庆本地人。他下海后赴武昌投资创业，打造“裕大华”纺织系，此次随沿海迁川企业一道回渝。来自武汉的另外两人是瞿冠英和厉无咎，他们老家都在江苏，且均为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业务主管，代表赫赫有名的无锡荣家。 当时，除了先期到达重庆的这14家企业外，其余内迁各厂设备、人员，均在辗转西行途中。因战局动荡及人地两生疏，厂商面临不少难题，而国民政府方面急盼工厂早日复工，以供应军需民用。 面对心急火燎又满怀惶惑的企业界同仁，林继庸开门见山说：“各厂抵渝，势如散沙，非急谋筹设枢纽，不足共策进行。”与会者因此一致决定，筹组“迁川工厂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沪汉渝 一线牵 沙利文饭店会议两个多月后，在重庆安顿下来的厂矿企业陆续增加到30余家。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正式成立，大家公选颜耀秋、庞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吴蕴初等为执行委员，并规定每年这一天定期召开会员大会。 该联合会的章程明文规定：“本会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协助各厂迁川恢复生产，增强国力，并于抗战胜利后协助迅速复员，增加生产为宗旨。”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临危受命成立于重庆的战时企业组织，的确为在漫天烽火中保存及延续中国现代工业的宝贵血脉，做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 其实，这些内迁企业家们一开始的主要目的地，并不是重庆及四川，而是武汉三镇。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资源委员会即委派林继庸等亲赴上海各民营工厂动员，上海工业界领袖颜耀秋、胡厥文(嘉定人，创办新民机器厂)、吴蕴初、支秉渊(浙江嵊县人，现代中国机械工业奠基者之一)等积极呼应，内迁已成多数重要行业厂商之共识。 到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为止，共有民营工厂146家迁出，除部分厂家因路途受阻遭到损失，或被迫滞留外，安全运抵武汉的机械材料共计14600多吨，技术工人2500余人。这些厂商只要稍有条件的，都在积极准备恢复生产，因企业不怕一时亏损，就怕长期停工，何况国难当头，加紧生产也能为救亡图存尽一分力。至1938年元月，共有64家工厂先后在汉复工。 同时，以颜耀秋、支秉渊为正副主席的迁汉工厂联合会，又有意到武昌城外洪山一带设立临时工业区，安置越来越多的迁入厂家。但当地地价飞涨，一时难以成交，而湖北省建设厅官员更提醒说，省府已决定迁往鄂西，此刻企业在汉作长久之计，似非适宜。随着国都南京失守，战局急转直下，武汉转眼也危在旦夕了。 拳拳心 游子意 本来，上海厂商们想过再迁往湘南地区，湖南方面却未表态支持，云南省倒是热诚伸出援手，但路途过于遥远，大宗设备运输尤其困难，四川特别是享有长江航运之便的重庆，成了最可行的选择。 早在1934年，中国工程学会四川实业考察团发表过一份调查报告，外界对川省投资环境多少有所了解。川中实业界大腕如卢作孚、刘航琛等，均与上海工商界同行有来往，曾数次劝说前者入川。 当迁汉厂商去留彷徨之际，抱病出川抗战的“西南王”刘湘本人，正住在汉口的医院里。他一向重视四川特别是重庆经济建设，对工厂迁川极表欢迎，马上电令本省工业专家胡光镳飞到武汉，向厂商们介绍四川的资源和设厂条件。刘湘又语气严厉地电示省内各市县的地主们，不得借故刁难迁川工厂的购地需求。 稍后，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赴汉，与有意入川的20多位厂商座谈，恳切申述该省急需纺织、炼钢、机器等多项行业投资，并就运输、厂址、电力、劳工乃至政治、金融、捐税等问题，详细探讨研究，令厂商们大为感动。 此时，官方的林继庸也审时度势，出面替四川“站台”，力促企业继续西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况且形势所迫，上海及武汉本地企业家们不得不当机立断。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重庆沙利文饭店的那一幕。 1942年元旦，重庆城嘉陵江南岸牛角沱的生生花园，一场名为“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的活动隆重开幕，参与厂商97家(一说200余家)，前后15天里，吸引各界观众逾12万人。 展会之上，可谓冠盖云集。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孙科及冯玉祥、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均亲临现场，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还有美、英、苏、澳大利亚等主要盟国驻华使节，也纷纷前来参观祝贺。 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正值日寇气焰极度嚣张，抗战步入最艰苦岁月之际。这场迁川工厂联合会发起的展会盛况空前，无疑能起到鼓舞民众士气，坚定必胜信念的作用。 抗战根基 临江而建，长约一华里的生生花园，号称战时陪都的“国家花园”，包括国民党权力核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内，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政府农林部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重要机构，均在此办公。 而当日集中展示的49大类千余种产品，则堪称迁川工厂四年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胼手胝足、卓绝奋斗的心血所在。大至煤铁矿产、炼铁轧钢、机器电器、造船造纸，小至皮革、罐头、肥皂、牙刷，举凡国计民生之所需，几乎无不齐备。 连曾经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英国的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也在参观题词中写道：“中国工业由沿海迁往内地，历经艰险而能有今日之成绩，足证中国抗战大业已有坚定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