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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前提预设是十分可疑的。它假定了欧美国家所开创的现代化模式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现代化模式。由此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便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等于西方现代化，充满多样性、差异性的人类社会文明必将终结于西方现代性这一“普世模式”。用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话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度高度紧张的、东西方双峰对峙式的现代化模式或道路竞争已然胜负分明，由此种张力所构造的现代文明史最后以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宣告终结。 这当然是一种强势的西方现代性逻辑，或者干脆说是“自由帝国的逻辑”。然而直到今天，许多人依旧没有看清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逻辑。因此，要么简单地拒绝了解这一逻辑，或者不愿意从中学习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东西；要么简单地认同甚至服从这一逻辑，不愿意对之付出批判性反思的努力，更缺乏探索适合自身文明与文化特点之现代性模式的勇气和自信。在此情形下，文化自信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便难以确立。 把坚持历史辩证法与探寻价值合理性有机结合起来 如何合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原则，马克斯·韦伯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相关观点也值得吸收借鉴。 马克思在谈到其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时，不仅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之于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而且反复强调这一革命性哲学变革对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换。他反对费尔巴哈以“将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的方式，主张用“批判地扬弃”即在批判中改造、在继承中创新的方式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哲学。将原本首足倒置的哲学和文化颠倒过来的批判性扬弃，无疑也可以成为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合理方式。 当众声齐呼“中世纪是黑暗的世纪”、把中世纪当作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死敌和障碍时，马克斯·韦伯则指出，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并非都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包袱，恰恰相反，教会准许甚至组织的多种行业协会、技术组织，为西欧资本主义的迅速兴起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宗教改革是西欧社会近代化的先导和动力；新教伦理更被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构成要素。韦伯对中世纪教会的深刻洞察和独特把握，其历史主义方法与探寻价值合理性的方式对我们合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