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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还具体运用了“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这主要表现为以“无”释“道”，确立了“无中生有”的本体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自然”为礼乐孝悌（名教）之本的重要思想。 王弼常说的“举本统末”“崇本举末”中的所谓“举本”“崇本”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追寻那个“无物不统，无理不尽”的“极”。这个能统万物，能尽万理的“极”，其实也就是他所讲的“无”。“无”就是王弼玄学的主要本体论范畴。基于“无”本体，王弼对《论语》中“志于道”的所谓“道”进行了本体化的理解。他注释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释疑·述而》）这里，王弼以“无”释“道”，给《论语》中孔子说的“道”赋予了无不通、无不由的特质，因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以“无”释“道”，强调道无不称、无不通、无不由，无疑可以被视为是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和运用。 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运用在《论语》诠释中，还表现在找寻到了“名教出于自然”的理论注脚，表达了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的重要观点。“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对此，王弼注释道：“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论语释疑·学而》）“自然亲爱为孝”，无疑可看作是王弼“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论语》诠释中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在王弼“举本统末”的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下来看道家“自然”之旨和儒家“名教”之说的关系，“名教出于自然”“自然亲爱为孝”不过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论。 从“举本统末”命题的提出以及其观念和方法的确立，再到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的具体主张，比较完整地展现了王弼玄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举本统末”的观念与方法的确立运用过程。可见，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方法虽然看似玄远抽象，但如果将其重新拉回到调和儒道的时代关切下来理解，却也不难明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在“举本统末”方法论指引下来理解无与有、自然与名教、本与末等的相互关系，自然也就有了王弼“无中生有”“名教出于自然”“崇本举末”等基本的玄学思想主张。以“无中生有”说作为形而上学的依据，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论，无疑是王弼玄学实现儒道“和解”的重要思想标识。 总之，在魏晋玄学的调和儒道的“先见”下，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举本统末”的玄学本体论方法。可以说，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主要就是其基于“举本统末”的玄学本体论思维和方法对《论语》作出的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创造性理解。 （作者：毕景媛，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