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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东亚诸国纷纷派遣的朝贡使团，实际上也是贸易使团，使得唐代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繁荣。唐代官方的“朝贡贸易”带来的对中国商品的浓厚兴趣，也吸引了大批的民间商团加入了利润丰厚的中韩日海上贸易。随日本遣唐使团入唐的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记载有许多民间商船活跃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海上航线上，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朝鲜半岛新罗国的地方官员张保皋开展中韩日贸易的情况。对此，在日本的官方史书《续日本后纪》中也有记载。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樊川文集·张保皋、郑年传》和《新唐书·东夷传》也都记载了张保皋，说他扫清了贩卖人口的海盗。张保皋的这一举动，也为确保中韩日海上贸易航路的畅通，繁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贡献，因此，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也称其“为新罗国的英雄”（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册353页）。 北宋至明清时期，由于受到战事和海禁的影响，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海上贸易受到严重干扰和阻塞。但在这条航路上，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海上往来依然繁荣，特别是在维护中韩传统友谊方面，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历史篇章。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调动水陆大军大举入侵朝鲜。在朝鲜面临亡国的危急时刻，明朝应邀派援军入朝，支持朝鲜反击日本侵略者。七年时间内，大批粮饷和兵员通过海上运至朝鲜前线，为“壬辰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和重大牺牲。“壬辰战争”结束数十年后，朝鲜使节来京时还对明朝皇帝说：“皇上发山东粮十万斛赈济小邦军兵，至今生齿不灭者，秋毫皆帝力也”（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80页）。 由此可以看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无论从开辟的时间，还是其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都应该在“丝绸之路”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近年来，有关部门组织的相关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对此给予的关注不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耿昇研究员曾指出：“纵观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史，总体来说，专家学者们始终都偏重于研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在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又更多地注重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而对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过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耿昇《丝路花絮落鲁东》，《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序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明清以来东部黄、渤海沿海一带作为京津门户，为防倭寇及外敌入侵，首先关上了对外贸易的大门，使春秋时期开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明朝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中国的航海事业和海上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所以在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从我国东南沿海起航的“南海丝路”。另一方面与粤闽浙等东南沿海地区大力保护、开发、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相比，山东各地的力度明显不够。因此，深入研究“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还原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定位，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亟需开展的工作。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鲁东大学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