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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七十年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侵华战争中战败投降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签字，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向盟军中国战区投降；10月25日，侵略殖民台湾50年的日本在台北向中国政府代表投降。日本递交给同盟国及中国的，都是白纸黑字的“降书”，“战败投降”的概念很清晰。但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对日本民众的那次广播，名为“终战诏书”，其中称：“然交战已阅四岁，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各拘尽最善；战局必无好转，世界大势亦未利我。”没有一句话谈到“投降”，只是说战争进行到现在，虽然士兵、官员和民众都很努力，不过局面对日本不利，所以决定终止战争。对多年的侵华战争，“诏书”中更是不置一词。 “终战诏书”所突出的，是天皇的“圣断”，即英明地决定终止战争，这为战后日本方面对那段历史的矛盾认识，埋下了伏笔。 从东京审判到宪法第九条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第九条”。 众所周知，战后同盟国主要在日本东京、德国纽伦堡两地审判二战甲级战犯，现在这两个法庭原址都保留了下来。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位于日本防卫省(职能类似国防部，主管自卫队)内，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看；纽伦堡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则成为一个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展览馆，2013年笔者到那去参观，已临近下班时间了，解说员还是很耐心地等着我们看完。从这一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对战后审判的态度的微妙差异。 战后的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前后历时两年半(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一共12个国家参与，开庭818次，419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了8000多份证据，英文审判记录48400多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2013年6月，中国国内影印出版了80卷本英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2014年底，又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部分，共50册，厚约3万页。 起诉日本战犯有三个罪名：反和平罪、反人道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东京审判主要审理日本甲级战犯的反和平罪，即战前及战时日本政府与军部高官共同谋议发动战争的罪行。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立了对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挥官)、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反人道罪的实际执行者)的审判法庭，中国就设有10个。 对甲乙丙(或ABC)三级战争罪行的追究，尤其是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战后的基本政治走向。 在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国内对开战与否是有不同声音的，但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意却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这与战时日本严格控制国内舆论，大肆宣扬战争的“正当性”直接相关。直到战后，很多日本人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由此引起更多知识分子和平民的思考，影响持续到现在，使得抵制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国内的一股潮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