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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战而“战” 跟当代的日本学生及其父母辈，需要展开更有建设性的、能相互增进理解的对话，这是目前和今后的重要课题。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之所以错综复杂，时时触动两国上下的敏感神经，关键是因为政治层面、学术层面及民众感情层面三大因素纠结在一起，而媒体舆论也在不时地推波助澜。 政治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战后日本是否有过反省、道歉？负责任的政治家，原则问题上态度必须明确，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谈话，都是反省和道歉的明证。只不过有些日本极右翼政客时不时地跳出来胡说八道(日文叫“妄言”)，引起我们国内民众感情上的厌恶。对此类极右翼政客的恶劣表现，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批评。笔者认为，“村山谈话”就是一个标杆，如果日本官方后来提出的新观点、新说法不能超越其高度，还不如不谈，省得有倒退之嫌。 在民众感情层面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日本民众，真正手上有“血债”的人几乎都不在了，跟当代的日本学生及其父母辈，需要展开更有建设性的、能相互增进理解的对话，这是目前和今后的重要课题。而学术研究层面，有待解决的问题更多，虽然某些与政治上的判断有关，但更多是学术范畴内的事，应通过学术的深入交流，促进两国间的共识和互信。 笔者想起德法两国合编的三大册教科书《欧洲历史》。德法过去是“世仇”，爆发过多次战争，二战后双方的政治家都认识到，这样继续下去不行。他们成立了一个共同编写教科书委员会，花费长达50年时间，直到2006年终于得以编成出版。 即使是在中东那样多种矛盾尖锐冲突、看似不可调和的地区，有关各国的教师也在尝试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其中就包括“宿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巴两国合编的教科书，设计风格很花了一番心思：页面两边陈述各自的历史观点，中间空白处则留给学生写下他们的认识。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者也在积极合作，先后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年出版)《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2012年出版)等新的历史教科书。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生过很多学术上的争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们相信，这样的努力与东亚和平的未来，与抗日战争胜利后七十年间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持续奋斗，与中国成为在世界上真正受到尊敬及有影响力的大国的长远愿景，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