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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因为临时编不出新的教科书，日本中小学的老师拿墨汁把课文中过于露骨的话涂掉，然后继续让学生用，但好奇的小孩仍然会设法看看：到底原来写了什么——这种做法，怎么可能彻底改变下一代的观念呢？ 但日本战后教育制度还是发生了重要变化的、1948年教科书由“国定”改为“审定”，也就是说，可以由各个学校的教师自行编写，交文部省审定通过即可出版。于是，一些对战争有反省认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修改修订工作，出现了教科书在反思战争责任时是“改善”还是“改恶”的争议。前者对战争加以反省、谴责，后者则不提反思而百般维护，双方缠斗相当激烈。 1960年，历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新日本史》，涉及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在朝鲜的暴行以及细菌战等细节，日本文部省审定时向其提出修改建议。家永三郎不接受修改建议，于1965年向法庭控告文部省违反言论自由，此后他在思想进步的教师团体的支持下，又分别以日本国家和文部省为对象提出诉讼，三次诉讼均须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前后耗费32年。直到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决：家永三郎编写的教材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的四件事合法，文部省的修改意见违法，但文部省的审定制度合法。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斗争，深刻地影响了同时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针。以1997年的日本史教科书为例：在23种高中历史教科书和7种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部都介绍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内容。这可以说是日本中学教科书“改善”最好的一个时期。 随后，极端右翼势力组织反扑，扶桑社2001年编写了第八种初中新历史教科书，是日本历史教育“改恶”回潮的典型。书中颠覆了一些最基本的历史观念，把日本远古的神话当作史实来写，对战争责任也刻意回避或篡改。 战后日本学校对教科书采取地方自主选择的原则，即全国分为六百多个学区，每个学区的教材，由地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师和家长共同商议决定。当年，日本全国采用前7种教材的中学生仍达99%以上，只有0.039%，即仅521个学生使用扶桑社的第八种教材。2005年，这一“右翼”教材使用比例上升到0.4%，但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由此可知，尽管这些右翼近年仍不断努力造势，包括派人上街到处赠送所谓“示范本”等，日本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对之并不认可。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面，其中的差异，一定要搞清楚。换言之，无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活动，还是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篡改行为，我们都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正义方，与以日本为代表的非正义方”之间的斗争，而要看到那首先是日本社会内部围绕战争责任认识问题的斗争。我们应与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民众，与反对使用右翼编写的教科书的日本教师、家长及学生，共同抵制对过去侵略战争行径的翻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