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国内最早出现对“战争加害者”角色的反省，是20世纪60年代末反越战运动高潮期间。当时日本国内跟世界各地一样，反战和平运动此起彼伏，一些积极参与反战活动的日本人意识到，美国如今在越南的所作所为，跟日本当年在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国家的行为，不也如出一辙吗？因此，那时候部分日本民众开始更深入的反思。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的交往逐步频繁，日军侵华期间所犯下的大量罪行，陆续为日本民间社会所知晓。1975年，日本著名左翼历史学家井上清出版了《日本鬼子在中国做了什么？》一书，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国内战争认识思潮的变化特点。 从皇族发起的“一亿人的忏悔”，到因战争受害而追究军部及政府高层责任，到“悔恨共同体”，再到“加害者意识”的产生，这就是战后数十年来，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所经历的四个变化阶段。 从大局上说，如果没有战后几十年日本国内社会的上述种种进步和变化，很难想象中日双方领导人能坐下来签订和平协议，实现邦交正常化，同时也很难想象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官方能作出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等明确的表述。 20年前，即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战后50年“终战纪念日”谈话，即有名的“村山谈话”。他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并“对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一诚恳表态，得到了中国、韩国等主要战争受害国，以及日本国内反战和平人士和民众的肯定。 靖国神社参拜背后 靖国神社自成立之日起，就是由日本国家管理的神社，是日本战争兵员动员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毫无疑问，“靖国神社”与日本历史教科书，是中日之间这场七十年“未终之战”的两大敏感点。其中的曲折纷争，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先看靖国神社。 日本各地共有八万多座各类神社，而靖国神社，只此一家。它的前身是1869年创建的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了纪念明治维新时期为维护天皇权力而牺牲的3500多名反幕武士。靖国神社内，常常可见作为日本皇室标志的16瓣菊花，这不是一般神社可以使用的。自明治维新至今约一个半世纪，靖国神社内一共供奉了约246万余名战死者的名册，其中尤以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最多，超过230万人，名气最大的，就是东条英机等一干二战甲级战犯。 靖国神社的原则是：战死者一旦经过隆重的仪式被安放入内，就失去了其作为个体的存在，所有的阵亡者构成一个抽象的所谓“靖国之神”。所以靖国神社自成立之日起，就是由日本国家管理的神社，是日本战争兵员动员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即“征兵——参战——战死——入社——慰灵——教育——再征兵”。二战前及战时，到靖国神社“慰灵”不是一项单纯的宗教活动，日本文部省曾发布指令，要求所有在校学生都要参与，因为彰显英灵精神属于国民义务，与宗教无关。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教育程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