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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有着高度文明自觉的优良品格。所谓“高度文明自觉”，不仅指中华民族对自己创造的文明具有高度自信，而且指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始终采用各种方式力求将自己的文明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典籍是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皓首穷经、孜孜不倦整理古籍的人士前赴后继，代有人出。在此进程中，中华古籍经历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等不同时期，现已踏入数字化的大门。 古籍整理尚处初级阶段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也开始利用数字技术，但总体看仍处于数字化初级阶段，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古籍整理模式束缚，没有真正发挥数字技术优势以开创古籍整理新局面。 所谓古籍整理处于“数字化初级阶段”，主要体现在目前推出的古籍整理数字化成果，大多为纸本古籍整理成果的介质转换，亦即将古籍由纸介质直接转换为数字化介质。举例而言，利用近现代印刷技术推出的古籍有排印本、影印本两种形态。与此相应，初级阶段的数字化古籍，也出现用文字录入方式形成的电子文本及用图像扫描方式形成的扫描本。四种文本两两对应，只是前者为纸介质，表现为一本一本的实体书；后者为数字介质，可以利用网络传播，在显示器上阅览。但无论是传统古籍，还是数字化古籍，目前大抵属于平面展现。当然，初级阶段的数字化古籍已经与纸本古籍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无论是排印本，还是影印本，不少数字化古籍都可以实现全文检索。有些数字化古籍采集检索点，建成关联数据库，初步建立起相关的知识网；有些数字化古籍采用图像技术，营建虚拟场景等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的古籍目录数据库，其强大的检索功能使得纸本目录索引类著作瞠目难及。但是，由于目前古籍整理界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古籍整理模式的束缚，从而使上述数字化成果的质量也难以突破传统古籍整理的水平，限制了数字化古籍各种功能的充分发挥。 所谓“传统古籍整理模式”，简单讲就是东汉刘向总结的“校雠”方式。所谓“校”，指某人对某一文本进行阅读，依据上下文理，校正错误。所谓“雠”，则由两人合作，一人执一本宣读，一人对另一本逐字核对、校改。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代的古籍整理逐渐演变为由某位整理者一人校对两本或数本，最终定稿。一个人，无论学术水平多么高超，能力总有局限；无论工作态度多么精审，人力终有穷尽。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完成的成果，难免存在种种不足，以致自古流传这样的感慨：“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任何一位古籍整理者，都不敢说自己的工作尽善尽美。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某类文献、某种典籍，不少整理者反复进行整理。如敦煌变文、敦煌本《坛经》的整理校注本，据我所知，至少都在10种以上，多的甚至超过20种。虽则如此，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学界公认的“善本”。大量劳动的付出，其间有多少有效劳动或无效劳动，实难统计。 问题还在于，传统古籍整理虽然为读者提供一个整理本、一份校勘记，读者可以对照校勘记阅读整理本，但由于整理者没有提供他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因此，如校勘工作本身有疏漏，即整理本的错误没有反映在校勘记中，或校勘记不能反映底本、校本的真实情况，读者就颇为困惑了。例如，国内某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四史，向来被视为古籍整理的翘楚，但至今依然有人不断发现问题，提出商榷，原因就在于此。学术研究要依靠文献资料，如果文献本身的准确性无法保证，那学术研究又如何保证水平、不出错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