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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是基于知识修养、性情嗜好、专业需求、收藏动机、财产收入、所处境遇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类特殊群体，其共同点是以保存图书为己任，以传播文化为天职，为追求精神生活不惜牺牲丰厚的物质享受，其生也短，而泽被绵长。藏书纪事诗则运用艺术性手法为藏书家立传，将绝句和传文有机结合，史料丰富、精心提炼，诗句虽短、诗味绵长，与传文相映成趣，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作用。 叶昌炽等人并未停留于撰写藏书家传记的层面，而是在“史”的基础上升华，与“诗”的创作有机结合，从文学层面彰显藏书家精神特质。因为诗歌以淬炼的语言和抒情的意境见长，对情感的表达往往能够融入国民的血液，成为一种精神传统。藏书纪事诗的这一做法，与古典小说、戏曲等的开场诗或结尾诗一样，有凝练，有总结，还有引人深思的意味。在诗句中品味传文，在传文中寻找诗意，不独是古代文人兴味的体现，也是读者审美感受的需求，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意义深远的人文价值 藏书家被认为是百家之外特殊的一家，藏书活动包含了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古代藏书发展，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传统文化在多数藏书家身上得到完整呈现。明末清初嘉兴藏书家沈嗣选，侍母极孝，顺治二年奉母避兵，群盗知其为孝子，相互告诫不许侵扰。明代广东藏书家梁朝钟有着古代文人的铮铮铁骨，在清兵攻陷广州时，不为淫威所胁，毅然赴死，令人景仰。上海近代藏书家王植善创办私立南洋中学，将私人所藏全部图书捐赠南洋中学图书馆，“五四”时期外交总长曹汝霖是其妹夫，家饶赀财，但王植善深鄙其人，虽一度生活穷困，从不向其求援。 古代藏书家不仅注重典籍收藏，还从事抄补、校勘、刻印等工作。清代徽商藏书家鲍廷博，致力于典籍收藏、校勘和刊刻，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他把家藏珍善之本七百余种进呈，号称“献书之冠”，受清廷赏赐后，举全家三代之力编刻《知不足斋丛书》，晚年家财用尽，无以为生，但矢志不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