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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4月29日清晨，一条来自蓟州知州刘枝彦的奏闻，打破了这个暮春暖日本该有的静谧祥和。刘知州的折子，牵涉一桩命案：当月11日同治帝奉安典礼结束后，有一名叫做吴可读的吏部主事未随大队人马返京，而是滞留于三义庙内。25日夜，吴氏先是准备悬梁自尽，孰知房梁太高，且朽败不堪，于是取出事先准备的洋药，服毒身亡。 一个区区的六品京官，在荒郊野外自杀，乍一看似无八卦可挖，亦无卖点可言。按常理判断其隐情无非仕途失意、畏罪自尽、病魔缠身之类。然吴氏之死很快便传遍朝野内外，一时间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一件轰动朝野的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武死战文死谏”乃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 “吴可读事件”之所以轰动，缘由有三： 第一，吴之死确实属于自杀，但他临死前“遗有封存密折一匣，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明摆着将肉体消亡作为载体，其真正意图在于劝谏君上。换言之，吴这是尸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武死战文死谏”乃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当君臣关系恶化到有话不能好好说、有事不能细细谈的地步时，便会有人豁了出去，以命相搏，以期唤醒天听。 第二，吴之遗折言语堪称火爆。若循常例，部署呈递的代奏折件，应先由该部堂官共同开启查阅，如无违悖字样，才能转呈皇上。但鉴于吴可读采取尸谏，且遗折密封，吏部官员料到此折一定牵扯重大且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违背规定，不拆视就径报朝廷。如此做法，既可免责，又能保证遗折内容不外泄，可谓一举两得。当慈禧打开折子一瞧，不禁勃然大怒。吴氏写道：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 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吴氏临死之折，不仅满纸忠心，更堪称生猛，居然径直指责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此举在帝制时代实属罕见。吴可读行为极端，言辞激烈，自然引来士林一片哗然，想必当时不少官绅心里暗暗为其竖大拇指。 第三，吴氏遗折中心在于光绪帝之承嗣大统问题，这恰恰点中了晚清政治体制之要害。咸丰逝后，清廷政治运作便进入非常态。先是两宫太后垂帘，宠信太监，接着实现叔嫂联手执政，之后又出现同治早夭无嗣之窘境。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之缺憾，以其作为继承人续承宗庙世系。故帝嗣的选立，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关乎国运。当时慈禧选立同治帝同辈载 为皇位继承人，而未从“溥”字辈中寻觅，明显违背祖宗之法。慑于慈禧之权威，众臣大都敢怒不敢言。吴可读遗折挑明此事不合祖制，为众人提供了再度于朝堂内掀起立嗣承统大讨论之理由。 回望彼时政情，或许除了尸谏，短期内似无他策能耸动视听，那为何践行此举的单单是吴可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