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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集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国古代军队的兵器没有独立性，都是在王权的控制之中，王权意志是推动兵器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民族社会，全民皆兵，全民制造兵器，兵器藏之于民。本来夏王朝的历史带有一些传说，而兵器的出土，证明了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有了为王权服务的军队，这些军队又是由国家统一制造的兵器装备起来，从夏王朝开始，国家管理兵器的生产机构逐步完善起来，民间不能私自制造兵器，也不得私藏兵器，从夏到商、周的征伐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兵器生产的严密性，兵器的发展与更新也极为鲜明。军队防护设备及防卫工程也都列入军事系统，由国家统一管理。到了宋代火药发明，由延续千余年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和冷兵器并存的时代，虽然在兵器的发展史上起到转折开拓作用，但兵器的生产制造、军队的装备仍然由国家集中管理，呈现出集权政治的特色。 古代兵器都有一些铭文，没有古文字基础，很难作释文工作。沈融君少年随其父攻读了《礼记》《左传》等古代经典，为他的释文打下了基础，为他在兵器研究中作释文，以器证史提供了方便，如《廿年蔺相如戈》一段铭文，使我们知道此戈造于赵惠文王二十年，正是秦赵“渑池会”那一年，蔺相如在会上挫败了秦王借“鼓瑟”贬低赵王的企图，回国后晋爵上卿，地位在宰相之上，职务也提升为“相邦”。沈融君判断可能在燕赵战争中为燕国所得，此戈被带到长白山下。《十三年大良造鞅戟》有凿刻铭文“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证明了秦国改革家商鞅，是这件戟的最高督造者。《九年相邦吕不韦戟》证明了不仅中央制造，连地方上制造的青铜戈、戟也都刻上吕不韦的名字，说明吕不韦的权势之重。《集成》收集的古兵器条目中，有铭文的很多，令人读之兴味盎然。 更能令读者越读越有味的是那一千多幅古兵器的彩色图片，不只是展现了古兵器的真实风采，而且展示了饰有各种花纹图案的艺术珍品。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所以引起人们热衷于收藏，是因为刃质优良，铭文亦流行写书；纹饰讲究胜于华夏地区，铸剑时用了一系列特色工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百越地区的兵器，既有地方特色，又受楚文化影响；巴蜀系统的青铜兵器不仅造型奇异，更兼器表常有虎、手心、草木、水波纹等象形符号。云贵地区的剑纹有链锁纹、猴纹、怪兽纹、豹纹、蛇首纹、人虎纹等，富有地方特色。 中国火药的发明，并没有使中国武器走向现代化，而是用来制造娱乐的烟火、爆竹及可以升空的玩艺。《集成》所揭示的不只是这一种历史现象，同时揭示出许多兵器中的精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为装饰品的演变过程。如剑是适应战斗的需要产生的，又由战斗的需要而发展，中原地区、长江流域、非华夏地区都普遍使用，特别吴国及越国的剑，可谓名扬天下，发展到后来，由于战斗形式的改变，剑的优势逐渐减弱，下降为武术器械和道家的法器。少数文官武将、贵族人士、高级侍卫佩剑，只在装饰及佩带方法上做文章，以显示其等级和身份的不同。 《集成》不只是向我们传授了古兵器的知识，更向我们传递了科学的、认真的学术精神。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