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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 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 这与其说是百姓对惩治贪官的期待，不如说是对皇权之下御史对查处受宠贪官有心无力的同情。 官员拉帮结派，御史往往沦为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作乱，一批军功官僚因而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 这个团体，以“李鸿藻为青牛头(青牛为清流谐音)，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余还有“四谏”、“十朋”等种种分类，从同治到光绪年间，薪火相传，日益壮大。他们弹劾的范围上至军机大臣，下至知府知县，尤其认为“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特别予以“关照”。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淮系领袖李鸿章。 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全权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丧权辱国，李鸿章认为俄国实力远胜清国，一旦废约势必变本加厉，从而主张对该条约隐忍接受、徐图补救。 此议一出，就遭到清流的阻击。后任右副都御史的黄体芳弹劾李鸿章“将帅之臣，恝国事如此，怯强敌如此，亦与白面书生何异”，还不忘补上一句“李鸿章以汉臣拜首揆，为五十年来所仅见”，提醒满清皇族多加提防，实乃诛心之语。 六年之后，中法战争以议和告终，黄体芳继续攻击李鸿章“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乃至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