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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结识八十二岁以后的王尧先生，此后的五年间我每年都至少可以见他一面，每次见面都给我很大的触动，我见证了一个藏学大家的衰老与青春。2014年冬天，我约请王尧先生吃烤鸭，当我开车去接他时，刚从医院出来不久的他显然有点迷糊，出于教养和礼貌，上车后他就和我寒暄（一个威武的人即使病了也想控制局面，拥有尊严），用他一贯庄严的口气问我：“您府上哪里？”语调还是那个气贯长虹的重音加磁性，就是吐字有些模糊了。我听着心中难抑伤悲，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他忽然清醒过来了，好像自嘲似的：“啊，您是北大的高总。”天有些冷，他的衣服很厚重，进包间坐定等上烤鸭的时间里，王老师进入了入定状态，好像这一切都跟他无关。我们随意说着话，有人提到了于道泉先生，他立即睁开眼，忽然清醒起来，开始讲于道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了不止一遍，但这次他的讲述更加津津有味：于先生每星期要去张广达先生家看洋书，每次进门，不跟人打招呼，直奔书架，找到自己想看的书，看完后把书放回原处，也不打招呼，自顾自地静静离开。“文革”开始，于先生被批判了。于先生家原来雇着保姆，上边说不能剥削劳动人民，于先生就让保姆回老家，很严肃地跟夫人说：“上面要让大家都自食其力，你也要自食其力。”于夫人从来就没有自食其力过，不知道怎么才能自食其力。于先生给夫人买了两只小羊，觉得让夫人放羊，喝羊奶，就是自食其力了。从此，于夫人每天放养两只小羊，成了民院家属院的一道风景。天下雨怎么办呢？于先生说下雨也不能淋坏了小羊，否则你就无法自食其力了，让夫人给小羊穿上雨衣……王尧先生的眼睛开始明亮起来，说起藏学，说起于道泉先生，他又回到了藏学和他的青春岁月。 一年前他还能大口吃烤鸭，过了半年多，即2015年8月初他突然摔倒，因颈椎骨折而住进了医院。看起来不大的病，大家都期待着他扛过去，学生们还筹划着他九十岁的学术文集。8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他，他已经只能卧床而无望地看着我们了。跟前年一样，他还是礼貌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只是声音更加微弱，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气势。他想握手，手却不太听使唤了，他好像有些惭愧地低下了头，他为没有足够的尊严而羞涩。这是一个四人病房，同屋室友一看就是一般的病人，四个人合请一个护工。这么大的一位知识分子跟一般病人挤在一间病房里，回来后我觉得有些忧闷，就发了一条微信：“前些天去医院探望病中的王尧先生，快九十岁的老人挤在四人间病房，闷热局促，一代藏学大家，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好像无人问津。”微信发出去后，很多人问候和关注，可以看出王尧先生在知识界的影响，乐黛云先生留言说：“想念王尧，他瘦了！很想去看他！”谢冕先生回复：“我认识他，祈福。”也许，所有人在往生的路上是平等的，这也跟王尧先生所致力研究的藏学是一致的，他也许什么都看淡了，从8月初发病，不到半年，那个一年前大口吃烤鸭的王尧先生，彻底跟这个世界切断了关系，他走了。用他得意门生沈卫荣教授的话说：“二十世纪中国藏学最耀眼的一颗星星陨落了。” 我和王尧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我会时时地想念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