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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通史》，不仅超越了疑古学派，打破历史时空限制，而且涉及到前人哲学史或思想史不曾涉及的东西。过去的哲学史或思想史，从先秦子学或老子写起，自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周之《周易》，皆可以不涉及，即使偶尔写文章涉及，冠之以“原始蒙昧”或“封建迷信”就够了，至于它包含着怎样的祖先智慧、深厚哲理与玄妙精神，是用不着管的。但写《中国精神通史》就不一样了。它写“发端于伏羲，积蓄炎黄”的上古史、精神史，怎么能不涉及这些著作呢？这些著作不仅包含着上古圣贤明哲的极大智慧，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中国上古精神史的组成部分，何以能不探索、不研究、不给予说明呢？特别是从伏羲《八卦》，到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周之《周易》，历代无不研究，乃是贯通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著作。撰写《中国精神通史》，怎么能够对上古圣贤明哲的巨大智慧与精神创造置之不顾呢！因此，我写上古精神史，凡遇到这些著作时，则无不尽力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揭示其深奥哲理与精神意蕴所在。虽然我的学问浅薄、智力有限，这样做很可能有误，但何敢不尽心也。 这样写《中国精神通史》，方法上自然要突破经验实证论与浅薄知识论束缚，采取形而上学与文化价值理解领悟相结合的办法。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欲望、要求、目的、动机、情感、情绪一类心理学东西，而是超越欲望、要求、目的、动机一类具体利害之情，所发展出来的无欲思维形式，它在文化上属于真理、正义、至善、大公、大美、崇高、庄严、神圣一类形上存在。研究撰写精神史，与形而上学打交道，若要像知觉对着感官材料获得经验知识那样，去求索考证，则是不可能获得形上精神世界的。王阳明先生说：“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有圣人之心，方能理解圣人之道；学圣人之学，必须有圣人之心，即使无圣人之心，亦应体悟圣人之心方可。以私意窥天道，窥圣人之心，不足以学圣人之学也。圣学本来已远，经验实证之学积习已深，若以种种私心揣度圣人之学，或将圣人之学纳入物的知识论框架之内，看尧舜时代与夏商周的三代圣治，左一个“主观唯心”，右一个“客观唯心”，不是“奴隶制”，就是“神权统治”，那样，上古文化精神史也就没法写了。因此，《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写作，采取形而上学与文化价值理解领悟的方法，去看待上古一切文化遗存，包括古代典籍与文化考古、古代岩画。凡物的存在，形器的存在，皆看它人的存在、精神的存在，而且将古代圣贤明哲复活，与之对话，与之沟通，理解其道德精神世界。这样写精神史，就如周濂溪先生《读易象》诗说：“书房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色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前头”。有此感受，写《中国精神通史》才有一种难得精神享受与愉悦！（该文为序言摘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