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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权合法性的建构除了直接依靠“神”的力量之外，另一重要的途径就是对历史进行某种价值倾向的叙事（真实的或虚构的），并使之与神圣性的观念结合起来。董仲舒继承了前代的圣王理念，通过《春秋》公羊学的合法性叙事，把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神圣性的“天”结合来，实现了圣与王的逻辑统一，为汉代“大一统”王权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证明。 《春秋》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发生的历史事件。但由于《春秋》的记叙非常简略，只是记载了一年四季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因此自春秋末期始就有人不断地对它进行补充和解释，并形成了一系列“春秋学”。汉代学者把其中比较经典的称为“传”。据《汉书》载，为《春秋》作传的主要有五家：《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邹氏传》和《春秋夹氏传》。其中，《邹氏传》和《夹氏传》已经佚失，无法考察其具体内容；《左氏传》主要以记叙历史事实为主，对《春秋》记录的历史进行补充和说明；《谷梁传》在解释《春秋》的同时，以诠释《春秋》大义为主，宣扬儒家理想的价值观念；《公羊传》则明显与前两者不同，在解释《春秋》的基础上“兼传大义微言”。而董仲舒正是在《公羊传》“大义微言”的基础上，对《春秋》进行了更丰富的叙事，使《春秋》成为汉代（甚至是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社会）用来纲纪天下的“神圣法典”。 《春秋》开篇言：“元年春王正月。”这本是记录时间的一句话，指鲁隐公即位第一年春天周历一月，却被公羊学家进行了充分发挥，提出了“大一统”概念。《公羊传》的作者解释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种解释明显地具有尊王和肯定天下一统的认识。然而，事实上周代获取天下的并不是周文王，而是他的儿子。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羊学家从中读出了“大一统”。从先秦至汉初所流行的各派思想来看，推崇一统应该是各派共识，只是在具体操作上有不同看法。汉初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推崇“大一统”，实际上是对实现一统王权的理论证明。汉初刘邦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在继承秦王朝郡县制的基础上，也实行了分封制。但这同时也导致了权力的分散，不符合秦以来的历史趋势，与王权的“大一统”是相悖的。在此背景下，崇尚“大一统”的公羊学派在西汉崛起就是一种必然。特别是当“大一统”思想经过董仲舒融合众家思想的诠释后，意义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成为专制王权获取自身合法性的基石。 “大一统”的核心是王权一统，类似观念在先秦就已形成。《诗经》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董仲舒系统地对这种观念进行了论证，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把“大一统”的理念扩展到与宇宙、社会、自然、人生等相关的各个领域。 董仲舒从天地、阴阳等方面对公羊学中的“大一统”思想进行了诠释，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天子。天子作为“天”的儿子代表“天”，并按照“天”之道来统治天下；在天子之下是百官和百姓；百官从天子那里获得治理百姓的资格依据。因此，这就构成了“天”、天子、百官、百姓四个等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天子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天命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一个人能否成为“天”的子，不在于他是否是继前人而王，而在于他是否有来自于“天”的命。天命的收授是“天”根据君王能否实行天道而采取的奖惩措施。如果一个君王能够按照天道来治理天下、造福万民，那么他就会享有天命，否则就会失去“天”的支持而丧失天命，失去天下。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认为天道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会变化的只是君王对天道的理解。当君王对天道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而又没有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那么天命就会转移，重新被授予能够正确理解天道并按照天道行动的人。这样的论证过程，一方面为布衣出身的刘邦所建立的汉政权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另一方面也赋予了董仲舒所言之“道”的经世治国地位。而董仲舒所说的“道”就是他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同时融合了当时流行的各家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权政治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