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由“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思想结构熔铸而成。“多元”即56个兄弟民族,“一体”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史也是“多元一体”的,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肯定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多元一体”,就须肯定我国各民族特别是55个少数民族都有其形成与凝聚的历史,都有决定其形成、凝聚与认同的核心观念,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史、精神家园的建构史。一些学者认为:许多少数民族没有哲学思想,只有哲学思想的萌芽;没有哲学思想史,只有哲学思想的史前史;研究这些民族的哲学思想史,只有展示思想史的“活化石”的意义,而无助民族的自觉与自信。这种看法是极其片面的。我们应当研究也可以研究每一个兄弟民族的哲学思想史。一些民族如佤族,20世纪50年代还部分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一些学者从“社会经济形态”或科学认识发展的进化阶梯来看,认为佤族在历史上无哲学思想可言。其实,在从孟高棉语族的族类中演化出来时,佤族先民已同步形成自己民族的核心思想与民族精神,并且经过千百年的不断总结、提升而表达在史诗《司岗里》中。在《司岗里》中,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伦理原则已用清晰的语言表述出来,并为佤族群众贴切理解和长期遵循。又如纳西族,有学者认为,他们虽有哲学思想,但始终停留于原始、萌芽的阶段,故无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其实,纳西族以东巴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形成于宋元时期,在此之前,就有一个酝酿、形成的过程,这过程中“以我为主”逐步融合藏、汉、彝、白各族思想观念;而在宋元以后,受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儒学以及道家思想的冲击、影响,这个思想体系又不断丰富、发展及变迁;至近代,其先进人物紧跟时代,以开放的态度向外学习,推动纳西族思想、文化发展到新的阶段。可见,纳西族以及和它类似的少数民族,不仅有哲学思想,而且有其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 肯定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多元一体”,更须肯定多元中有一体、多元凝聚为一体;在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发展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中,包含着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不同民族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想、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内在于各民族孕育、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促使大家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如西南地区彝、白、哈尼、纳西等族,从民族孕育、形成的早期,即滇国、两爨时期,至后来的南诏、大理诸时期,在思想、文化的内容、渊源、特质和意义等方面,都存在着相互渗透、难分泾渭的内在联系,故而一些文化特质、思想内容以及人物、著作等,仅从单独一个民族的角度,采取“非此即彼”的方法来确定其族属、渊源和意义,无法得出逻辑圆满、各方认同的结论。新疆地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论著、文化成果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他诸如藏族与纳西、独龙、门巴、珞巴族之间,傣族与布朗、基诺族之间,回族与保安、东乡族之间都存在历史所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可谓局部的多元一体联系。基于这种联系,再加中原汉文化在全国范围的内聚与辐射作用,以及回、藏、蒙古、满等民族跨地区的联结作用,从而使各个局部联结为一个整体,即把中华大地上之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从思想、文化上联结为一个整体,建构了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一体性。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思想和民族精神,在各民族多种多样的思想与文化形态中形成、积累与发展,如“道德至上”的价值观、祖先崇拜的信仰、“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可以看到,南方农耕民族,如壮族、白族讲道德仁义,北方游牧民族,如蒙古族、鄂伦春族仍把道德置于价值观的首要、核心的地位;信仰佛教的傣族,其数百部叙事长诗围绕着忍让谦和的观念,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则在“以儒诠经”中展现其崇尚道德仁义的观念。而近代以来,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则日益成为中华56个兄弟民族共同的核心思想和民族精神。 把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作为民族的哲学思想史来研究,作为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史的有机部分来研究,从而揭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及其建构的历史过程,便是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研究最重要内容和任务。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首席专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