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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小说文本可能是最晦涩难解的。如果说残雪的小说是梦幻写作或自动写作，博尔赫斯则穿梭往返于梦幻与现实之间，创造了一个打通哲学与文学、历史与现实、生命与死亡的神秘世界。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精神世界。他堪称最典型的书斋作家或学者作家，很幸运地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生都埋首书中，沉迷思考。浏览七卷本的他的全集，我惊奇地发现，他对经典作家的阅读，不仅量大面宽，还独具只眼，写下了他的阅读随笔或评论。而且，与他的实验小说的艰深相映成趣的是，文学批评的文字平易从容，表述精准、简约，显示出如秋夜星空般的清朗宁静和深邃，冬日暖阳一般的宽容气度。他评价罗曼·罗兰：“他的优点，道义上的多于文学上的，用他爱听的几个词汇之一来说，就是，‘泛人道主义’的多于句法上的。”“比作品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在世界各国所获得的成就——内心的、无声的、亲切的成就。”作为实验作家，对罗兰的艺术成就显然是有微词的，但他说得十分婉转。在世人把卡夫卡誉为一代新文圣的时候，博尔赫斯保持了极度的冷静。他说，“在德国许多人用神学来诠释他的作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弗兰茨·卡夫卡对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是很虔诚的——但也不一定非那样做不可。一位朋友给我指出了一位他那百试不爽又充满无数细小障碍的虚构作品的先驱：伊利亚学派代表人物芝诺，阿喀琉斯与乌龟的没完没了的比赛就是他创造的。”而1937年他在直陈卡夫卡“最值得称道”的小说时，只字未提他的《城堡》和《变形记》。令我异常兴奋的是，博尔赫斯对曹雪芹的《红楼梦》评价极好，称它是“经典”，“杰出的小说”，“梦境很多，更显精彩”。说到这里，博氏似乎意犹未足，还拿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作比较，说陀氏在《罪与罚》里只用了一两次梦幻。 除了对曹雪芹无保留地称赞，其他作家则有褒有贬，寓褒于贬，寓贬于褒。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与儒学渊源很深。相传一万六千字的《春秋》为孔子所编撰。此说不可信，兹不论。左丘明著《左传》，研究了《春秋》笔法，归纳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见《左传·成公四十年》）因西汉以降，儒学之风日盛一日，历代史官皆奉此笔法为修史之圭臬，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遂成准则。史官文化也就自此沦为专制文化的附庸。 显然，博尔赫斯褒贬前辈作家十分含蓄委婉，与上述春秋笔法无关。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小说宗师、文体大家，孜孜不倦地海量阅读前人著作，慧眼独具地研究评判，凡此在小说之外所下的功夫，自不待言。还有，对于前辈作家始终怀持的敬畏、谦逊，真学者的包容气度，也是成就他的文学辉煌的重要原因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