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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刘辰翁首推王维《渭城曲》为唐绝压卷，以为“更万首绝句，亦无复近古今第一矣。”明代李攀龙和杨慎又推王昌龄《出塞》为压卷，王世贞、王世懋则推王翰“葡萄美酒”为压卷，施扆宾另推王昌龄《从军行》为压卷，胡应麟则云：“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迴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春江一曲’为冠。”到了清代，王士祯一气推出四首压卷：王维“渭城朝雨”、李白“朝辞白帝”、王昌龄“奉帚平明”、王之涣“黄河远上”。沈德潜又补了五首压卷：李益“回乐峰前”、柳宗元“破额山前”、刘禹锡“山围故国”、杜牧“烟笼寒水”、郑谷“扬子江头”。其后管世铭对此不满，又推出七首压卷：张潮“茨菰叶烂”、张继“月落乌啼”、钱起“潇湘何事”、韩翃“春城无处”、李益“边霜昨夜”、刘禹锡“二十余年”、李商隐“珠箔轻明”。至潘德舆又推张籍“洛阳城里”为压卷。 若把以上压卷参照六大家，其中王昌龄最多，占三首，李益、刘禹锡各二首，李白、杜牧、李商隐各一首，约占近二分之一。古人对五绝以高古质朴为上，对七绝则以格调响亮、韵致悠扬为上，时兼才情与文采。对照以上所选各家七绝压卷，大抵不脱其范围，而尤以明人推选为精，清人王士祯所选尚承余绪，至沈德潜所选已有争议，管世铭所选更觉有偏差，离明人定格愈行愈远。 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人所选七绝压卷，大半以上居然都与音乐和声响有关。《渭城曲》是唐代最流行的歌曲，自不待言。其它如：“欲饮琵琶马上催”、“羌笛何须怨杨柳”、“更吹羌笛关山月”、“琵琶起舞换新声”、“暂将团扇共徘徊”、“不知何处吹芦管”、“两岸猿声啼不住”、“夜半钟声到客船”、“潮打空城寂寞回”、“重闻天乐不胜情”、“晓角当城汉月孤”、“二十五弦弹夜月”、“隔江犹唱《后庭花》”、“披香新殿斗腰支”、“数声风笛离亭晚”等，几乎都有音乐之声在内，或者便是猿声、钟声和潮声，这当然是一种巧合，却也无意中透露了诗与音乐在唐代的密切关系。 不过，前人推出的这七绝六大家，倒也并非浪得虚名。寻思下来，他们在七绝一体上还的确各有贡献：李白、王昌龄树立了七绝的标杆与楷模，然李白七绝佳作多在行旅与送别，王昌龄七绝佳作多在边塞与宫怨，兼及闺思。李益七绝佳作仍多在边愁，而刘禹锡则有新的开拓，一为怀古七绝《乌衣巷》、《石头城》等，二为新翻《竹枝词》、《杨柳枝词》等。杜牧、李商隐二家旗鼓相当，各有开创，杜牧奠基咏史七绝，《赤壁》、《题乌江亭》前所未有，次则冶游七绝，均远韵远神；李商隐则以七绝讽喻、写情，含蓄委婉、深折蕴籍、含情绵邈，在唐人中另开一境。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通过对此六大家七绝的梳理和比较，的确可以大致窥见唐人七绝的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