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来大约都占据了中国哲学或历史学领域相关研究的半壁江山，而自有以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之实践以来，对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也往往不断向我们呈现最为激动人心的知识形态面貌的改变。最初有胡适放出手段“截断众流”，让上古半神话半信史当中那些怪力乱神纷纷隐退，还原出先秦思想朴素面貌的大概，后续有郭沫若引入唯物史观的强大解释武器，让血肉丰满的思想史而非单纯的观念史为我们所熟知。思想家和他的时代以及时代背后那些塑造历史的现实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能为我们提供最高效力的学术诠释。最近三四十年，伴随着又一次或许意义不亚于百年前王道士和京城药铺里的“龙骨”售卖者所带来惊喜的出土文献大发现，先秦思想史当中无数原本不为人所知的细节，也开始逐步浮出水面。对数术的了解，使我们反思古人思想世界中那些被忽视的复杂性；对黄老学存在的认定，则改变了我们对先秦道家面貌的教科书式的把握，所谓“老庄”的思想线索，在当时的思想界里大概只是一线微光，而充满杀伐决断之气的“黄老”之学才蔚为大观。先秦思想，作为后来整个中国文化的奠基，对其面貌理解的任何变化所能引发的巨大的“蝴蝶效应”可以想见，于是在近三四十年新材料迭出的背景中，不断变得更为复杂的先秦思想史，受到学界高度的关注也是十分自然的。 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努力，目前学界对于先秦思想的概貌，诸如主要流派的存在、核心的观念体系及其在发展中的基本走向，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面对近三四十年的新出土文献，尝有论者以为其足够“改写”先秦思想史，但这种“改写”的范围与程度，大概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在笔者看来，其传统面貌受新出土文献影响最大的或是道家，而儒家的传统形象虽然受到冲击，但真正的来自新出土文献的影响多是补充性的，并非是整体面貌的改变。至于新材料对先秦思想其余部分的影响，如抛开专门的数术类知识，似乎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而且，经过近三四十年的不断研究，新材料本来所带来的一些关乎思想史脉络的“新知”，比如黄老学的强势或思孟学派承前启后的作用，当下在研究界也几乎成为共识或常识了。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对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足够充分，事实上，在粗线条刻画的先秦思想史面貌下面，仍然隐藏着大量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或“深描”的细节。 对于这些思想史细节的把握，以往仍多着眼于学派，比如对于黄老学的研究与梳理便是如此。稷下学宫作为思想交汇、论辩发生的场所进入当今学者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纵向的、时间性的学派发展维度之外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参照，即横向的、空间性的思想维度。这种思想史展开的空间维度所能提供的学术细节，正好有助于填补那些已知的思想史发展进程中遗留的空白。但从总体上看，在先秦思想史领域，专门围绕一定空间展开的研究，似并不多见。这一方面与以往材料不足有关。后世专门针对地域性学术的研究较易开展，比如理学范围专门的关学研究、经学范围专门的皖派研究等等，其可资利用的原材料，均远较先秦丰富。另一方面，这也与此种研究所要求的较高程度的综合性有关。针对先秦学派的研究，可以完全依赖时间线索，以考索其传承；但针对一定思想发生场所的研究，却会涉及多个在此交锋的学派——稷下学宫中黄老学一家独大或为特例，且仍有儒者与名家厕身其间，如果再进一步放大对思想发生场所或空间的观察，比如将其放大到国别或某一相对广阔的地理范围的尺度上，则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