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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若就文句之联上抑或属下，乃至寻求原书内证而言，早在戴望舒之前，俞平伯就已经解决了问题。不过再仔细推敲一番，宋人究竟如何“说话”的问题，实际上仍存待发之覆，即戴望舒在文章中还提到赵景深曾将其中一句读作“尹常：卖《五代史》”，可见“卖”字在上下文中到底该如何归属，依然存有分歧——邓之诚在《东京梦华录注》中将此句标作“尹常卖五代史”，便索性不予细究，含混敷衍过去了——赵景深的误读见于1940年《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上发表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一文，他根据孟元老的叙述，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当时说话人的家数分类情况，将“说三分：霍四究”与“卖五代史：尹常”并列，作为“讲史”类的两大派别。论文后来收入其《银字集》（永祥印书馆1946年）中，内容一仍旧贯，并无丝毫改动。究其原委，大概正 如戴望舒在另一篇与这场争议相关的文章《释“常卖”》（亦收入《小说戏曲论集》）中所言，当是认为在《东京梦华录》原文中“‘说《三分》’与‘卖《五代史》’相对成文，尹常是姓名，固无可非难者”。其实类似的理解并不仅见于赵景深此文，在此之前，热衷于考证传统小说的胡适也注意到“宋代‘说话’的种类，各书说的不相同”，并在日记中通过列表的方式来比较《东京梦华录》与《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等文献中的记载，以便考察“说话人”的流派分合。在《东京梦华录》一栏之中，就赫然列有“卖五代史”一项（参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适日记全编》1922年10月21日条），可见他也同样将“尹常”视作该艺人的姓名，其断句方式和赵景深完全一致。 赵景深、胡适等人依循上下文句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做出的判断似乎言之成理，不过戴望舒对这样的标点方式仍然持有异议。他在《释“常卖”》中认为“此未考‘常卖’系一专门称呼之误也。‘常卖’系一种专业之特称，今人称质库司事为‘朝奉’，称卖针线花粉者为‘货郎’，‘常卖’一辞，亦即类此”。他还特意摘录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的记载，并进而推论说：“意者尹某原为行贩，及改业小说人，仍袭其旧称也。”强调“常卖”意为走街串巷贩卖日常货品，是当时的行当名称，不能拆开分释，而“尹常卖”则是由姓氏加职业而构成的特殊称谓。这一结论无疑是信而可征的，直到此时，这个涉及宋人“说话”的问题才算得到较为圆满的解答。 在戴望舒之后，另一位俗文学专家叶德均又写了一篇《释常卖》（收入中华书局1979年版《戏曲小说丛考》），同样批评“近人论小说的专著和文学史之类，就有把‘卖’字当着‘卖唱’、‘叫卖’之类的‘卖’字看，和前面‘说’字作对待的。因而把‘尹常’二字当作人名，在旁边加个人名号，如赵景深先生《南宋说话人四家》（见《银字集》）一文”。而他的意见与戴望舒完全相同，即认为“尹常卖”才是对这位“说话人”的正确称呼。除了戴氏先前所举证的《云麓漫钞》之外，他又征引了《铁围山丛谈》和《中吴纪闻》这两部宋人笔记中的记载，进一步证实“‘常卖’一辞，是宋人习用的方言，指街市叫卖零星什物者。……常卖既是做小买卖的称谓，而尹氏又以常卖为名，当是未入瓦市说《五代史》以前，曾经做过‘常卖人’，因而称之为尹常卖”。由于增添了新的例证，使得戴望舒所作的推论更显得坚确不移。戴望舒曾在四十年代主编《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约请过众多学者撰文助阵，叶德均也在受邀之列；而在吴晓铃蒐集整理戴氏遗稿的过程中，叶德均也提供过参考意见（见《小说戏曲论集》中《读〈李娃传〉》一篇编者附记），足见两人在学术上颇有交谊，叶氏在考证“常卖”一词时或许受到过戴氏的启发也未可知。至于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1964年版）、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收入中华书局1984年版《许政扬文存》）、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等论著中也都列有“常卖”条目，各家结论基本相同，而考释更为详赡；甚至还有学者如戴不凡在《小说识小录》（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小说见闻录》）中，进一步寻绎宋人笔记中留存的蛛丝马迹，推测“尹常卖”的本名或为“尹昌”。尽管他们未必都参考借鉴过戴、叶两位的论文，但就时间而言，均已在两人之后了。 直接卷入这场争论之中的学者，当然会认真参考戴望舒等人的考释结果，以便修正自己的讹误。吉川幸次郎的博士论文《元雜劇研究》在1948年正式出版，其下编的第一、二两章《元雜劇の構成》就是根据此前在《东方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修订润饰而成。在引录《东京梦华录》的那段内容时，吉川将原文转译为“霍四究が說三分、尹常賣が五代史”（据岩波书店1954年第二版），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误读而及时加以补救。可惜的是，在六十年代初问世的郑清茂中译本《元杂剧研究》中，却不知道是由于什么缘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将这段文字恢复为汉语时，竟然在“尹常”旁添加了专名线（据台湾艺文印书馆1987年第四版）。据郑清茂在《译后记》中自述：“我对元杂剧虽有偏爱，但自认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又说：“我翻译本书时，最感棘手的是书中所引中文资料的还原工作。”他或许并不知晓此前围绕着这段文字的标点所发生过的一系列争议，在检覈《东京梦华录》原文时又疏忽失察，没有仔细参酌吉川的日译，反而以不误为误，最终导致吉川幸次郎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郑氏在《译后记》中还郑重提到：“胡适之先生、郑因百先生、董同龢先生、陈世骧先生、牟复礼先生、严一萍先生、罗锦堂学长、郑再发学兄，他们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给我指示或协助。”他将“尹常”视作人名，倒是和胡适先前所作判断如出一辙，不知是否受其影响。列入这份致谢名单之中的郑骞（字因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撰有《永嘉室札记》（收入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龙渊述学》），其中有一条专门考释《东京梦华录》中“常卖”一词，依据《孙公谈圃》《云麓漫钞》和《志雅堂杂钞》等宋人笔记中的记载，指出“常卖为当时一种行业，或出入人家第宅，或沿街巷，或自设店铺，以贩卖杂货为生者也”，虽然未曾言及戴望舒、叶德均等人，可最后的结论倒是不谋而合。从其所举例证来看，又有溢出戴、叶两家范围之外的资料，想来并非有意掠美，而是无心暗合。只是在十年前郑清茂着手翻译《元杂剧研究》之际，郑骞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仔细考辨，未能给予有针对性的指点。而对于大部分只能阅读中译本的读者而言，在这个细节上终不免被译者误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