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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当事人赵景深在晚年整理部分文稿，汇为《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一书，那篇出过纰漏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也被收入并经过了修订。赵景深与戴望舒过从甚密，在结婚时甚至还盛邀对方出任过男傧相；和叶德均之间则有师生之谊，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主持整理过叶氏的遗著，对他们两位的意见当然会格外留意参考吸取。虽然已经事隔多年，但能够亡羊补牢，避免谬种流传，还算为时不晚。 更有意思的是，在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由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正式出版之后不久，与吉川幸次郎合作研究过元代戏曲的日本学者入矢义高便在日本《书报杂志》上撰写长篇书评给予极其严厉的批评。此文竟然旋即被翻译过来，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其内容“略谓校订失多于得，句读误至五十余处，注释有当注不注、注而不切，且注错者甚多。因定为低下之书，其疏漏之严重为近来中国出版注释书中所罕见”，言辞犀利刻薄却又有真凭实据，惹得自视极高的邓氏耿耿于怀，“夜中遂不寐，信心平气和之难耶！”“气坠，起坐良久，乃知又受凉矣！”（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邓之诚文史札记》1959年9月8日条）为了一探究竟，邓之诚立即致函日本友人杉村勇造，托其代为寻觅入矢义高的原文（同上，1959年9月14日条）。甚至在日本发生地震时，他还像小孩子斗气一般说道：“闻日本又遭海啸，名古屋最甚，骂我之入矢义高谅不致受虚惊也。”（同上，1959年9月27日条）而等到接获入矢义高的原文之后，他又评价说：“其辞极奚刻，指摘甚当，然亦有说可两存者。其人颇称许邓广铭、王利器、周祖谟，服其精审。予老矣！不欲与少年争得失，撰为此注颇有托意，时人恐未必能解也。”（同上，1959年9月29日条）尽管心有不甘而欲极力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存在失误。看到邓广铭等年轻一辈的学人受到对方推崇，又颇有几分失落怅惘，但也只能强作宽慰之词，聊以排遣抑郁。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又留下一笔：“《光明日报·史学》载邓广铭等四人所为文，袭用入矢义高语句，盖赏其能骂我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诚然！”（同上，10月29日）指的应该是当天发表的由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合作撰写的《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概述》，文中特别列有“古籍整理”一项，介绍“我们在古典历史文献的整理、注释、校勘、今译和标点断句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宋史专家，邓广铭对《东京梦华录注》自然会特别注意，对《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转载的那篇书评当然也不会错过，而批评起来也正如入矢义高那样并不客气（此文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邓广铭全集》第十卷中，涉及《东京梦华录注》的内容已经删削殆尽）。面对入矢义高和邓广铭等人桴鼓相应的批评，理亏的邓之诚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在日记中发泄一通。 入矢义高胆敢撰文批评邓之诚这样的知名史家，自然是有备而来，绝不会率尔操觚。实际上，他从1949年开始就召集同好逐字逐句地研读《东京梦华录》，所指摘的讹脱疏漏无疑都经过细致深入的考辨。历经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积累，入矢义高最终联手另一位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合作译注《東京夢華錄——宋代の都市と生活》，此书最先由岩波书店于1983年出版，后转由平凡社于1996年推出修订第二版，并在1999年出版了修订第三版。比起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来，无论是史料征引，还是文句考订，入矢义高和梅原郁的译注本都显得更为精审翔实。一方面固然是他们多年以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结果，另一方面其实也充分借鉴了其他学者所作的考订辨析。尽管全书使用日语撰著，却非常值得翻译成汉语以供参考。而在笺注卷五中那段涉及宋代说话人家数的文字时，他们特别指出“尹常卖五代史”一句，曾经被不少学者误读为“尹常が五代史ヲ売ル”，意即“‘尹常’售卖‘五代史’”。两人随即参考戴望舒、叶德均两位的考证，对“常卖”一语加以详尽确切的注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中，这大概也算是中国学者又扳回了一局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