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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有一句著名的话：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的话道出了史学研究的精髓。 做史料方面的研究，很长时间内并不受人欢迎。搞这方面研究，往往被人误解为水平不够，做不了理论研究才去做史料。而研究者本人，则要下很大的笨功夫，花很长时间，出成果往往比较慢。相比那些在媒体上讲各种观点、主义的人，东拼西凑一年发表几十篇论文的人，踏踏实实做史料的学者，所得名利实惠要少得多。 纯粹的学者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只为了自己的志趣，为了求真求实。就研究本身说，他们最清楚所做工作的意义，而学术史最后也往往证明，这些研究才真是有价值的，能存之长远。柯美成就是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他花费多年时间完成的《汉晋春秋通释》，就是史学研究的又一项沉甸甸的成果。这本书，我以为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那就是校勘史文，增补史实，用功甚勤，多有创获，创新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本身的纯粹。 《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的一部历史著作。该书纪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明清之际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顾炎武尝言：“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则在论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时指出：“自习凿齿改撰《三国志》为《汉春秋》，对后代影响至大。温公《通鉴》帝魏，刘恕非之，以蜀比东晋，拟绍正统。胡致堂《读史管见》，深讥温公抑昭烈不得绍汉统为非。朱子为《通鉴纲目》，乃以昭烈为正统，承献帝之后，绍汉遗统。自此之后，论蜀正统问题者议论蜂起，而改撰三国之书亦接踵而兴矣。” 可以说，《汉晋春秋》开启了中国史学史上的正统之争，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史学创作。《汉晋春秋》也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以及蜀汉在三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它与《三国志》相辅而行，催生了《三国演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史书却在1000多年前散失了，现仅存佚文100余条、不满两万字，今人能看到的清人辑本不过是断简残编，几近绝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汉晋春秋》这本书甚少关注，除少数专修中国史学史者外，包括地方高校历史系教师在内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大都无缘得见此书辑本。 柯美成撰著《汉晋春秋通释》，其专业方面的成果，已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肯定。总体说，就是《通释》把《汉晋春秋》这部史书的大致模样尽最大可能复原了，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轮廓，可以使后来者对《汉晋春秋》及其讲述的这段重要历史有大致的认识与感悟。许多学者都指出，《汉晋春秋通释》一书的主要特色在史补。鉴于《汉晋春秋》原著早已亡佚，如果仅对其断简残编之辑本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整理，如字面的注译和翻译，难得要领，无太大意义。故柯美成的整理工作虽以校勘佚文为基础，但重点则放在史料的补充与笺注上，以史补史、以史解史，着眼于一个“通”字。 所谓“通”，取疏通、贯通、会通之义，即对《汉晋春秋》辑本及每条佚文的整理，不仅作静态的文本考察，而且“将其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1000余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评价语境中”，以史补、笺注为手段，通过补充史料，将仅有十几个字、几十个字、充其量几百字的片断佚文，扩充为相对可观的册页，做到对佚文所涉历史事件、人物行为的叙述相对完整，从而实现了打通历史脉络、探其幽赜、索其微隐的目的，使普通读者能饶有兴味，使研究者能开阔视野。 《汉晋春秋》佚文第18条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为考定习氏此一记载，《汉晋春秋通释》之“史补”首引《通鉴纲目》纪事，对刘备隆中三顾而得见卧龙，与之问对天下大势，从细节上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再如三国故事中最为人熟知的“借荆州”一说，《汉晋春秋》与此间接相关的佚文第23条仅56字，而《通释》“史补”为之所采录的文字则多达4800字，史实的补充主要录自《纲目》，史论的补充则上起北宋李纲、秦观，下迄近人刘咸炘、吕思勉，从而把此一传闻之妄梳理得一清二楚，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又反映出历代人的认识过程，读之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可以说，《汉晋春秋通释》为通常所谓“三国时期”这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界，还原历史研究的丰富性，同时思考许多关于历史本身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对今人理解这一段历史，乃至理解整个中国历史，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所以，学界评论《汉晋春秋通释》是从表面层次深入到内里层次，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以窥见原著者习凿齿的历史观，体察《汉晋春秋》虽久已亡佚而享誉不衰的史学价值。 （《汉晋春秋通释》，［晋］习凿齿著，［清］汤球、黄奭辑佚，柯美成汇校通释，人民出版社，201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