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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新周刊 唐元鹏 参加讨论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教案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探究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之最。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史记》里说:“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家刘福通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也被穿凿附会到其他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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