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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众结合的深层次问题上，承继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理念，深刻理解个人—家庭—国家一体的价值认同情怀与境界追求十分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充分把握“公”“忠”“孝”传统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和相互关系。 中华文化是带着原始氏族文化的遗风进入文明社会的，尧舜禹的禅让和为民尽心竭力的传说为后世所颂扬，“公”的价值理念自那时起就已萌芽。及至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价值观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奠基，“公”成为其核心内容。孔子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韩非言：“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吕氏春秋》言：“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礼记》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将“公”化为道德规范，使之成为个人及社会群体的普遍遵循；法家则通过强力推动，使“公”上升为法律制度，普遍涉及社会管理及民众生活各个领域。在此之后，“公”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第一要义，其核心是坚持公众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上，并以此成为家国一体的重要纽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天下为公”一直是民族价值观的最高实现目标，而这一目标被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从制度层面彻底实现。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核心单位构成的。中国传统道德认为，维系家的核心在于“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是对父母、先祖的爱、养、畏、敬，终极关怀在慎终追远，最高价值追求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中国人以家为本的孝文化有其特殊性的方面，即天然与“忠”的实践紧密相连。《礼记》言：“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这充分体现了“孝”的家庭价值观与“忠”的社会价值观的内在合一性。 “忠”的价值观，是由先贤为公、为民的行为实践演化、提炼而形成的。在先秦，“忠”的行为表现主要有“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临患不忘国，忠也”等。汉代以后，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大一统”意识，形成了家国一体、孝忠合一的国家—家庭—个人价值观体系。东汉马援的《忠经》，提出了天人一体、古今一致的“至理”即忠道，把忠说成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莫大乎忠”。在马援看来，“忠”的核心理念是“至公无私”，价值追求是“一其心之谓矣”。后来的宋明理学诸家，更是将忠孝一体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作用推向极致。同时还应看到，中国传统“忠”“孝”价值观立足于等级制的社会纲常伦理，其制度基础是中国传统封建专制体制和宗法家族制度，以致出现了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人身等级性、依附性甚至奴性化的特征，这是我们在现时代必须坚决剔除的传统文化糟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