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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述林》是鲁迅挚友、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的译文集。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英年36岁。噩耗传到上海，鲁迅悲愤填膺，决定联合进步作家，整理出版烈士遗著。 于是，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克服病痛的折磨，亲自编校这部书稿，又多方联系印刷、出版事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想收集整理他的遗著，以教育人民，扩大革命影响。他在1935年6月24日写给曹靖华的信中，专门提到这件事，说：“它兄(即瞿秋白)文稿，很有几个人要把它集起来，但我们尚未商量。现代有他的两部，须赎回，因为是预支过版税的，此事我在单独进行……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 与沈雁冰、郑振铎商量出书 当时，鲁迅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但仍坚持做好这件事。他在6月27日致青年作家萧军的信中坦承：“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并停止抽烟；有几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为了种种缘故，一时也做不到……我的决心是如果有力，自己来做一点，虽然一点，究竟是一点。” 不久，鲁迅便约请瞿秋白生前另外两位好友、进步作家沈雁冰和郑振铎，在郑家商量编印遗著的事。 鲁迅首先提出，经费是个难题，只有向熟悉的朋友筹集。联系印刷所的事务，暂定由郑振铎负责。后来，他们又多次会面或写信联系，商讨编辑出版各项事务。还几次征求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意见，具体敲定书稿内容、范围及手稿征集办法。 病中的鲁迅迫切希望尽快做成此事，以为“亡友的纪念”。他曾致信郑振铎，恳切地说：“密斯杨(即杨之华)之意，又与我们有些不同。她以为写作要紧，翻译倒在其次。但他的写作，编集较难，而且单是翻译，字数已有这许多，再加一本，既拖时日，又加经费，实不易办。我想仍不如先将翻译出版，一面渐渐收集作品，俟译集售去若干，经济可以周转，再图其它可耳。” 瞿秋白译作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政治理论、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鲁迅提议暂不编校政治理论方面的译文，只限于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并且尽可能以作者的手稿为准。由于大量译作因种种原因一时无法收集，即使辑入的译文范围一再缩小，仍然有很大难度。鲁迅把沈雁冰约到家中，仔细研究具体篇目和编排格式。他主张左开横排，分上下两卷，说：“译文大约有六十万字，一半是文艺论文，一半是小说、散文等，正好分作两册。为了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我主张一字不改，译名也不作统一，甚至原来的笔误也不改动。”沈雁冰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全，点头表示同意。 编校工作困难重重 1935年10月22日下午，鲁迅开始在家中编校这部文稿，发现译文手稿与出版的印刷品对照，错漏甚多，编校工作困难重重。 瞿秋白幼承家学，精通诗书琴画，多才多艺。他后来还喜欢西洋美术，与鲁迅成为知音。因此，鲁迅尽可能满足他生前的这个爱好，如《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的巴尔多插画，译文原来只刊登3幅，鲁迅设法找来原作封面插图，一并辑入《海上述林》下卷，并作了注解。其他如《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和别德纳衣讽刺诗等，也千方百计搜寻雷赫台莱夫、台尼等插画。几年前，瞿秋白和鲁迅合译《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出版，原来就有十几幅毕斯凯莱夫木刻插画，鲁迅同样认为“凡原本所有的图画，也全数插入”，并解释是“自然想藉(借)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但也有些所谓‘悬剑空垅’的意思的”。 不仅如此，书中的不少诗文添加了注解，所有这些注解均出自鲁迅之手，可见编校工作之不易。尤为可贵的是，此书校样上，留下许多鲁迅用红墨水端端正正地校改的文字。二校清样上，鲁迅除仔细校改外，又用牛皮纸作封面，纸线装订成册，封面上亲书“海上述林(上卷)”字样。三校清样中，则在扉页钤有“乐文”朱印一方。据许广平回忆：“关于从排字到打制纸板，归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要作，则都由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于完美。”鲁迅病重时，许广平承担起校稿任务，“毫不耽搁”。 与此同时，郑振铎按照鲁迅的意见，多方募集出版资金。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分别从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处的朋友和同事那里募得200余元，其余1/3全部自掏腰包。 书稿送往印刷所前，为方便校对，鲁迅准备亲自联系。他对郑振铎说：“关于付印，最好是由我直接接洽，因为如此，则指挥格式及校对往返，便利得多。”又在信中表示：“第一部纯为关于文学之论文，约三十万字，可先付排。简单的办法，我想先生可指定一时间和地点(如书店或印刷所)，在那里等候，我当挟稿届时前往，一同付与印刷者，并接洽校对的办法。” 在翻看排印稿时，鲁迅发现“印刷局的校员，可怕之至，他觉得错误处，大抵以意改令通顺，并不查对原稿，所以有时简直有天渊之别”，因此校对的每个环节，他几乎都要亲自动手，耗费了很大的精力。有时实在无法找到原文，则一一注明原因。后来在此书的序言中，他仍遗憾地说，有的只好根据“排印本”校对，其中有摘译的《苏联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一文，“好像曾由别人略加改易，是否合于译者本意，已不可知，但因为关于艺术的只有这一篇，所以仍不汰去”。他还说：“对于文辞，只改正了几个显然的笔误和补上若干脱字；至于因为断续的翻译，遂使人名地名的音译字，先后不同，或当时缺少参考书籍，注解中偶有未详之处，现在均不订正，以存其真。” 如此繁重的任务，让鲁迅片刻不得休息。直到病逝前一个月，他才全部完成此书的编校工作。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这部书稿有“我的精神用在里面”。 为新书撰写广告 1936年10月2日，离鲁迅逝世仅有半个月，呕心沥血编校而成的《海上述林》上卷，在日本印成，邮寄到上海。 此书为25开本，重磅道林纸精印，分上、下两卷，各印500册。封面由鲁迅亲自设计，庄重精美，书名和书脊、封面上的3个拉丁文字母“STR”(即“史铁儿”首字母，瞿秋白笔名)，均为鲁迅手迹。 当鲁迅拿到装订样本时，非常高兴，写信给曹靖华说：“曾见样本，颇好，倘其(瞿秋白)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以归土，哀者。”还致函沈雁冰：“皮脊太‘古典的’一些，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他又不辞辛苦，亲自为此书上卷撰写广告：“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挚友的著译水平推崇备至，对其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而沉痛惋惜。 《海上述林》上卷运抵上海后，因鲁迅的推介，由内山书店代售。店主内山完造先生非常重视，曾用大号毛笔书写广告词，悬挂于门首。据说销售相当火爆，不到一个月，上卷已基本售罄。鲁迅心中十分欣慰，认为“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尽管鲁迅夜以继日地编校、设计封面、送交出版，但由于印刷所违约拖延，多次“催促亦置之不理”。他气愤地说：“说过话不算数，是中国人的大毛病，一切计画(划)，都被捣乱，无可豫算了。” 更为令人扼腕的是，直到临终时，鲁迅都未能看到《海上述林》下卷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