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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麒派对现代性追求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单纯的剧种流派，尝试了流派的地方改造，进行了表演的舞台改造和实践了主流的社会革命。麒派对现代性的追求，揭示了作为一个剧种流派对社会的适应性变革，更揭示了一个艺术样式自身的现代化过程 周信芳创立的麒派京剧，是海派京剧的代表，也是海派舞台表演艺术的代表，更是海派文化的一面旗帜。 从1912年3月28日起，麒麟童（周信芳）在上海迎贵仙园挂头牌演出，三天炮戏为《开山府》《舌战群儒》《独木关》，为周信芳在上海长期演出的开始。1927年，周信芳参加了田汉主持的南国社，并于翌年11月担任了南国社戏剧部长。在此期间，还与欧阳予倩、唐槐秋合演了欧阳予倩创作的话剧本《潘金莲》。麒派在艺术上继承了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汪笑依、王鸿寿等南北名家的精华，更从新文艺中吸收了新的艺术理念和新的艺术手段。周信芳是演出场次和剧目最多的京剧生行演员，并且不断编演新戏，对代表剧目也是常演常新。这些都可以说是麒派得以发生和衍化的“步迹”。所以，京剧麒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是作为一个戏曲流派在现代性上的衍化过程：从改良现代性向革命现代性的转换过程——从舞台表演形态的城市化、市民化向革命化的转换。 麒派对现代性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对城市性的追求上。 传统性是与现代性相对应的概念，而中国数千年的农业属性则可以说是传统性的集中体现。周信芳对海派京剧形成和成熟的贡献，首先是体现在针对城市性的适应性改良和创新性改造上。 民国时期城市性的主要特性是工业性、重商性和时代性，农村性的主要特性则是手工性、轻商性和封闭性。 海派京剧的主要特征就是城市性——最能体现民国时期现代化进程的上海这座远东国际大城市的现代性，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戏曲集大成的京剧上所体现出来的工业性、重商性和时代性，构成了海派京剧之所谓为“海派”的主要依据和理由。可以这样说，作为京剧海派的代表，麒派集中体现了民国时期海派艺术/京剧的现代性正面特点：良性的商业性、市民性和多元性。 在一定意义上，商业性、市民性和多元性的现代性特点，是民国时期上海城市对艺术的一种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结果。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和消极面，当然也反映在海派京剧上。所以，所谓海派京剧的一些负面现象——低俗的耍狗血、暴力的真刀真枪、荒诞的机关卖弄、色情的脱衣表演，以及光怪陆离的真狗真蛇上台等，也正是被贬为“恶性海派京剧”的真实表现，正所谓海派地域现代性的负面。而海派京剧中的恶性海派流弊，之所以被麒派“推之门外”，在于其对革命现代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追随，从而使京剧成为一种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主流”艺术形态样式，并为新中国艺术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换句话说，麒派对现代性的追求，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革命性的追求上。这构成了海派京剧发生和发展的终极意义，也是京剧麒派之所以为“麒派”的终极价值——革命现代性成为麒派的最核心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