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抗日与爱国,对民族存亡和国家认同的艺术态度与立场,构成了麒派京剧现代性的革命性维度。 周信芳始终把艺术与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周信芳曾明确提出,只有“把剧中的意志来鼓动观客,那才是戏的真价值”。 1912年9月,年仅17岁的周信芳演出宣传革命的《民国花》,1913年演出《宋教仁》,1915年演出隐射袁世凯的《王莽篡位》,1919年5月21日演出声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学拳打金刚》,1923年演出声援“二七”大罢工的《陈胜吴广》,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演出《洪承畴》,用来抨击伪满政府。之后又改编了《明末遗恨》,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醉生梦死。1933年,《明末遗恨》在天津等北方城市演出,取得了良好效果。1937年“七七”事变后,麒派又上演了《徽钦二帝》,激励观众的爱国热情,并将预告张贴在舞台两侧,随后陆续演出的《文天祥》《史可法》《香妃》《董小宛》《亡蜀恨》等,都是具有民族危机意识的剧目。麒派代表剧目如《四进士》《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清风亭》《乌龙院》《打严嵩》《扫松下书》等,也都表达了爱国的积极主题,不仅塑造了自己的艺术个性,更显示了舞台演出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现代性互动。 可见,麒派的现代性,在剧目题材选择上呈现一种“古为今用”的现代性——以古讽今的现代性,即借用传统戏曲的传统题材来针砭时政,以适合当时“国统区”社会的新民主革命的需要,这是传统戏曲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去旧价值观的必要手段。抗日与爱国,成为民国早期麒派京剧现代性追求的主旋律。 海派艺术是对民国时期上海这座超大型的远东国际城市的回应,海派艺术的现代性也就是对作为地域性文化的上海文化现代性的体现。在这种意义上讲,海派艺术更多的是对民国时期上海这座城市现代性属性的反映。这也正是海派艺术的特殊点——一种现代性的区域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