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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辞学史上，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继承汉唐以来楚辞学的研究路径，注重对文字、音韵的诠释，而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把重点放在义理的阐发上，开辟了一条研究的新路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楚辞集注》“大旨在以灵均寓放逐宗臣之感，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固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这个总结是准确的。朱熹楚辞学是宋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在整个楚辞学史上起着转折与推动作用。朱熹将楚辞学从传统的章句之学中解救出来，构建起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体例，形成了以明文章大义与作家性情为宗旨，以重义理阐发、注疏简洁，以及强烈的现实功用目的为特征的宋学研究模式，完成了楚辞学研究模式的转变。 事实上，朱熹的价值在于将楚辞学从传统的章句之学中彻底解救出来，为楚辞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赋予楚辞研究以新的活力。朱熹的方法论价值同样是历久不衰的。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阐释解决现实所面临的困境，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特色。朱熹把通经致用的宗旨运用到楚辞研究中，在训诂考据的基础上注重对义理的阐发，打破了僵死的楚辞章句之学，为楚辞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空间，使楚辞研究的宋学模式最终成型和完备。所以说，朱熹是宋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在批判以往楚辞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朱熹认为，以往楚辞研究注解穿凿附会，不符文义而强为之说，不识文章大旨；注释重复繁琐，只见训诂字义而湮没了文章大义。朱熹批判的就是汉学背景下的研究模式。宋前的楚辞研究受汉代解经习气的影响，在注解时，为注释而注释，正文湮没在繁杂的注疏中，读者难晓文章本义；在意义的阐发上，又喜欢与六经比附，牵强附会，扞格难通。针对这些不足，朱熹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对作品义理的揭示，以阐明“大义”为宗旨，注释简洁明了，训诂为义理服务，能宏观把握作家作品，无论是字词注解还是文义阐发都更为通透。朱熹这种摆脱注疏、直寻文义、不以注害义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宋学研究法，扭转了自汉以来的楚辞研究模式，为楚辞研究解开了长期以来被章句之学束缚的手脚，为楚辞学的继续发展打开康庄大道，甚至可以说为之后的楚辞学奠定了基本的行进路线。明代汪瑗、黄文焕，清代王夫之、林云铭、蒋骥、戴震等楚辞研究大家都受到朱熹楚辞学所构建的宋学研究模式的影响，不可能再回到纯粹的汉学研究模式。这当然不只是楚辞学，整个学术风尚均是如此。宋代是整个中国文化由古代向近世转变的转折期，楚辞学只是其中之一，而朱熹是完成楚辞学转折的关键性人物。 以往研究者在论述朱熹楚辞学的历史地位或贡献时常提及的一点是，朱熹突破了传统的经学视野，较早以所谓“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楚辞，即认为朱熹研究楚辞时，有近代西方的“纯文学”立场和眼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朱熹只是在宋代疑经变古思潮的氛围中，勇于突破传统的章句之学，善于深入而全部地体察文章本义，并有一套完整科学的读书方法与理学体系作支撑，所以能为楚辞研究构建起宋学研究模式。 朱熹楚辞学所奠定的宋学研究模式，除了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的新变外，在研究体例上也有新的开创。朱熹在注解楚辞时，以章为单位，先解释字词，再通讲全章义理，避免了以半句为断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这样便于串通义理，同时也消除了注解重复繁琐的毛病，使注释变得简洁明了。此外，朱熹在《楚辞集注》之外又创《楚辞辩证》体例，使两者相辅相成，既保证了正文注解时的简洁和大义的明了，又能对重要名物以及论题作深入考辨，使研究既能充分揭示义理，又有扎实的考据支撑。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之外，又作《楚辞后语》，对楚辞进行历史的观照。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朱熹楚辞学的体例“大厦”，保障其研究目的的充分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