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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这种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研究体例影响深远。如汪瑗的《楚辞集解》设有《蒙引》二卷以辩证文义，有《考异》一卷，互校王逸、洪兴祖、朱子三本字句；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后附有《楚辞余论》纠驳旧注的谬误，考辨名物的异同，又有《楚辞说韵》研讨《楚辞》的声韵问题；戴震的《屈原赋注》后有《通释》二卷，上卷疏证山川地名，下卷疏证草木鸟兽虫鱼。这均是受朱熹楚辞研究体例影响的结果。朱熹之后的楚辞研究著作中很难再见正文以半句为断的解经模式体例。 朱熹对众多楚辞论题的创造性论述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极大开拓了楚辞研究的空间，推动了楚辞研究的深入发展，深远影响着后世楚辞研究的走向。比如，关于“摄提”与屈原生辰的问题，朱熹认为，“摄提”为星名，而非岁名，“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只能说明屈原生于寅月寅日，未必是寅年。此论打破了王逸以来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的主流观点的思维定式，为屈原的生辰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而在《九歌》的主旨理解上，朱熹突破了自王逸以来的将《九歌》的比兴手法认作简单的比喻、机械地寻找其本体与喻体的做法，认识到了《九歌》的整体象征手法，将作品分作表里两层来解读，使其对《九歌》主旨的理解更为通透合理。这是朱熹对《九歌》研究的具体推动之功。在《九章》研究中，朱熹在《九章》的成集与创作时间的论述上，打破了传统的说法，提出了《九章》非一时之作、乃后人所辑的重要观点，并能从文本出发，解读各篇的内容，重新编次各篇顺序。朱熹以《惜往日》《悲回风》为屈原临终之音的观点，打破了自东方朔、司马迁以来以《怀沙》为屈原绝笔的传统观点的局限，对屈原的绝命辞研究以及卒年研究都产生深远影响。其后以《惜往日》或《悲回风》为屈原绝笔的观点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朱熹在《天问》研究、《招魂》研究以及其他楚辞作品研究中，也有不少重要的论述在楚辞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如以理学思想阐释《天问》，推动对《天问》的哲学研究；认为招魂不专招死人之魂的观点也为《招魂》《大招》等篇的研究拓展了空间，对这些篇目的作者判断以及内容的解读起了推进作用。清人林云铭在《楚辞灯》中就以朱熹的观点来作《招魂》为屈原自招的论据。 （作者系中华女子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