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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惩恶劝善，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宋人史料笔记的作者在这方面多有强烈的意识和鲜明的态度，使之成为史料笔记一个重要的撰述旨趣。如钱易的《南部新书》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其序称： 先君尚书，在章圣朝祥符中，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民事多闲，潜心国史。博闻强记，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虑，尝如不及，得一善事，疏于方册，旷日持久，乃成编轴，命曰《南部新书》。凡三万五千言，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其间所纪，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槩。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 序文出自钱易之子钱明逸之手，以“劝臣子”、“警愚俗”、“识国体”、“励节槩”来概括“鉴诫”的内涵，反映了钱明逸对其“先君”撰述旨趣的理解和阐发。 宋人史料笔记中常涉及唐朝史事与人物，而《南部新书》则大多记唐人唐事，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今略举数例，以见其旨。《南部新书》戊编记： 裴延龄尝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奸邪矣。 这里所说的“本分钱”，把唐德宗的贪婪、裴延龄的奸佞揭露得非常彻底。又，其书巳编记：“贞元初，度支使杜佑让钱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杜佑为政，省官简政，讲求效率，后任淮南节度使十四年，唐宪宗时出任宰相，并非偶然。 宋人史料笔记中，与《南部新书》旨趣相似或相近者，有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僧人文莹的《玉壶清话》、方勺的《泊宅编》等。这些笔记多有比较明确的以鉴诫为旨趣的撰述宗旨，其序文均有明确申言，如：“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道古今理乱、人物成败，使人听之竦然忘倦”。当然，因作者的经历与视角不同，书中强调的“鉴诫”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