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瞿秋白第一个传播辩证唯物主义’说”为例

田子渝湖北大学教授

    [摘要] 本文以学界流行的“‘瞿秋白第一个传播辩证唯物主义’说”为例，说明此说有悖历史真实的最主要原因是研究者不是从历史语境中审视瞿秋白1924年出版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念》等讲义中阐发的马克思辩证法思想，而是将1938年斯大林确定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硬套在瞿秋白1924年的论述中，这是典型的用后来的概念来审视前面历史的“先入为主”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极容易误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原始文本，造成概念之间的冲突，从而不利于探索传播史的源头，不利于探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发展脉络。这种研究范式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髓，研究的结果不是回到历史，而是离历史真相愈远。
    [关键词] 历史语境  审视  马克思主义  传播
    对历史应该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还是在现实语境中审视呢？列宁对此有明确的态度：“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这段话就是要我们遵循前者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陈寅恪先生也发表过高见：“凡著中国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③陈先生虽然谈的是治古代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则，但就方法论来讲与列宁的思想是相通的。
    所谓历史语境是指对所研究对象，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范围与语言的时代性。在历史语境中审查历史，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则与科学方法，而且还是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下笔评论的前提条件。这点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史④尤其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从传播唯物史观开始的，是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基本形态有所不同，有些重要概念与现在的概念有很大的落差。如马克思哲学称谓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有不同的提法，迄今为止，在中文语境中流行过二种提法：第一种是所谓“以恩解马”，即恩格斯提出的“唯物史观”（又译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种是所谓的“以苏解马”，即苏联哲学教科书和斯大林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⑤
    对此需要说明：第一、恩格斯在不同的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新哲学”、“新的历史观”、 “共产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等多种提法。其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提法被马克思明确认可。马克思在1859年6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对自己创立的新哲学作了经典表述。次月19日他写信给恩格斯，建议写书评谈一下其中的“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⑥ 一个月（8月）后恩格斯便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首次将马克思的“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称赞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是党的“理论基础”⑦，其基本观点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⑧1877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编即哲学部分以论文的形式在欧洲发表。在论文中恩格斯全面阐释了马克思新哲学的来源、本质属性，以及主要内容，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了彻底改造，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论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剩余价值”是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伟大发现，“由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⑨1880年恩格斯又将《反杜林论》“最重要的部分” ⑩摘录成一本小册子，后来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书名闻名于世。《发展》的第二章专门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彻底的唯物论与“自觉的辩证法”11的统一体。马克思为该书法文版（第一版）写了序言，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21890年9月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约•布洛赫、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唯物史观”。 13很显然，在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同义词，指向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方法论，即马克思的哲学。由于《发展》比《反杜林论》要早得多传入我国，14所以先进中国人最初是从《发展》中了解到了唯物史观中阐发的辩证法。
    对“唯物史观”的提法，在恩格斯逝世前后都有人质疑，传播到我国亦然。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名称“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及（4）‘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在（1）、（2）两辞，泛称物质，殊与此说的真相不甚相符。因此此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第（4）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15李汉俊也指出：“‘唯物史观’这个名称在德文原文为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英译为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History)。马克思并没有用这样的名称，是他底亲友因格尔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6）为他取的这个名称，很容易令人发生误会，尤其译为‘唯物史观’的时候，容易令人发生误会，在德文原文固然是可以这样译，但亦未尝不可译作‘物的史观’。” 16那么为什么“唯物史观”的提法流行开来呢？李大钊解释因为这个名词“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仍之不易”。17李汉俊说明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了惯用的名称，只好随俗使用”。18这样从五四时期到上个世纪30年代，“唯物史观”在我国媒体、理论界成为非常流行、通用的概念。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称经过热烈持续讨论后，到1938年由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一锤定音，至此这个提法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称谓，从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有决定性的影响，建国后，成为我国官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称谓，不可撼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随着思想解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展开了争鸣，主流看法认为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不是简单的名词定义问题，而是如何“回到马克思”，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斯大林的提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有悖马克思的本意。然而当前哲学界的主流看法对我国理论界、党史界、媒体并没有产生实质上的影响，以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称谓至今仍占统治地位，作者、读者、编辑还是用这个概念来撰写、阅读、审查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
    第三，恩格斯与斯大林的提法有本质的不同，如果用公式表达，则一目了然：
    恩格斯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是，唯物论（彻底的唯物论）＋辩证法（自觉的辩证法）的结合统一；
       斯大林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
       很显然，在恩格斯那里，“自觉的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属种关系，而到斯大林那里，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成了并列关系。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便将自然观和历史观割裂开来，也抹去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显然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第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不是本文的任务，19本文只是通过马克思
    主义哲学名称在不同传播阶段有不同的解读，借以说明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必须考虑这些不同解读影响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然而直至今天，我们还是只按斯大林的定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因此误读、误解，甚至歪曲最初传播者的本意成为普遍现象。
    一度被媒体、理论界热抄的“‘瞿秋白第一个传播辩证唯物主义’说”就是十分典型的例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有影响的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与瞿秋白研究专著，如丁守和著《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铁健著《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庄福龄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持此说。到21世纪这个结论依然被沿袭，陶德麟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专门设计了一节：“瞿秋白：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 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仍承袭此说。
    所谓“‘瞿秋白第一个传播辩证唯物主义’说”指的是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编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收入《社会科学讲义》，上海书店1924年1-4月版）、《社会科学概念》（上海书店1924年10月版）中首先在我国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说法有悖历史，有悖瞿秋白原意，只要将这三个原始文本，及其相关的理论背景、范围略加考证，问题就清楚了。
    第一、瞿秋白在以上三个讲义中，传播的是“dialectics”（“互辩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有意思的是，瞿秋白可能就是怕别人误解他的意思，特意在相关译著里，注上英文“dialectics”，专门说明他不同意将“dialectics”译为“辩证法”，指出：将“dialectics”译成“辩证法”是从日文中转译过来的，这种翻译“不甚确切”，因为“‘辩证’两字和普通论理学（逻辑）无所分别，而且和互辩法原义无甚关系。互辩法的原意，本从希腊字‘Dialog’——‘对话’而出，意义是互相辩驳；至于互辩法一词的哲学上的意义，实在是：相反者往往相成，矛盾者有时可以互变。••••••所以如果意译，则不如译为互辩法及互变律，两词可以同用，重要却在那一个‘互’字上”；或者音译“第亚力克蒂”（罗马字母之音）。20至于瞿秋白的见解是否正确，应该将“dialectics”译成“辩证法”，还是译成“互辩法”，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时，应该尊重瞿秋白，“回到瞿秋白”。
    为什么说瞿秋白传播的“dialectics”不是指向“辩证唯物主义”呢？因为那时在中文语境中还没有这个概念，如前所述，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将瞿秋白还不知道的概念强加于他。
    第二，瞿秋白阐述的“互辩法”实际上与恩格斯的“自觉辩证法”是同义语，指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瞿秋白传播“互辩法”的理论来源于布哈林1921年年底出版的一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读本。这个读本在我国有多种版本，仅1930年就有普益出版社、乐群书店、泰东图书馆、现代书局等4家出版社出版了4个版本，本文以普益出版社的《历史的唯物论》为分析底本，简称“30年本”。建国后，人民出版社1983年重新翻译出版 ，书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简称“83年本”。
    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与他的《共产主义ABC》为姐妹篇，都是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苏联、中国以及世界曾产生了很大影响，先后有近20种文字的译本。瞿秋白是我国媒体第一批派往苏俄采访的记者之一，深谙俄文，是中国最早接触、运用《历史的唯物论》的中国人。瞿秋白以上3种讲义实际上是《历史的唯物论》的中文解读本，而且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第1、4章，直接取材于《历史的唯物论》的第2、5章。布哈林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基本上是遵照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思路。换句话说，布哈林是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置入唯物史观的框架内阐述的。这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历史的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一切基础之基础”，“这种学说底要点是创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人称之为唯物史观或简称‘经济的唯物论’”。21因此1930年上海泰东图书馆出版这本书时，直接将书名译为《唯物史观》。布哈林在书中非常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除了全书贯穿这个理论外，还辟第3章“辩证法的唯物论”进行专门论述。在布哈林那里，辩证法是唯物史观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概念和内容。布哈林之所以强调辩证法是苏俄革命与建设转型时的客观需要。列宁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时代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课题，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新境界、新发展。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即东方革命理论）、新经济政策等，没有“自觉的辩证法”是无法提出的，所以布哈林诠释的唯物史观就有了列宁哲学的新元素，有了时代的新内容。问题在于斯大林提法产生后，如何翻译布哈林的这本著作给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翻译的学人提出了挑战，结果他们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原意，而是按照斯大林的提法将“83年版”的书名改译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共8章）。这个改名不仅违背了布哈林的本意，而且在逻辑上也产生了问题。按照斯大林的提法，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那么怎么在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书中出现应该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内容的“第三章辩证唯物主义”呢？22显然这是矛盾的，如果“回到布哈林”就没有这个矛盾。因此将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的书名改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样看似很小的事，却成了不是从历史语境中审查历史的又一个例证。瞿秋白的三个讲义与布哈林保持同一立场，即将马克思的辩证法视为唯物史观的很重要内容，所以将瞿秋白宣传辩证法（“互辩法”）说成传播与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违背瞿秋白本意。不仅如此，这样的评价还低估了瞿秋白1924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价值，这点将在下面进行评述。
    第三，鉴于以上的叙事，瞿秋白显然不能称为我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那么能否称为是我国传播马克思辩证法的第一人呢？也不能。这里需要对“第一”概念确定标准。所谓“第一”就是“最先”，或者“最早”，或者“首先”而不应该设计传播内容的深度。在具体考察马克思哲学传播到我国的历史时，如果考虑到内容的深度就会因具体的指向不同，出现多个第一。
    根据现有的史料，五四时期第一个提到马克思辩证法的是1919年7月18至24日《晨报》副刊刊登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该文开首就说明“马克思学说的构成分子，就是当时世上流行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他学说的新特征，就在于把这两个东西结合拢起来就是了。”“世人往往将辩证法看做有诡辩的意味••••••辩证法并没有诡辩的意味，••••••其实这辩证法，可算是进化的思索法，换句话说，就是将一切事物，作为历史的考究。因为一切事物，是变化不息的。所以要理解事物，便不能不理□他的生死和盛衰。主张唯物论的人，要把这个思索法，应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上头，这就是‘唯物史观’，这就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据。”但这段时间，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者是传播唯物史观中的彻底的唯物论部分，包括《马氏唯物史观概要》，虽然提到辩证法但仅此为止。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中华书局1921年版）可以说是当时传播唯物史观的集大成者，但诠释的是彻底的唯物论部分，对于辩证法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完全没有提及”。23
    1922年1月23日、3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用了4个版面刊登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一文，在唯物史观早期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篇1．3万字的文章其实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二章哲学部分的中文解读本。文章指出唯物史观是“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的“巧妙地结合”；24论述了唯物史观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联系与本质区别；批驳了社会上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误解与歪曲，澄清唯物史观与近代唯物主义、诡辩唯物论、“盲目的经济史观”、机械唯物论等的区别；集中阐述了世界是不断矛盾运动的基本辩证法则。该文的历史价值：首先，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由彻底唯物论发展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次，第一次在中文语境里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来源与矛盾运动法则进行了初步解读。再次，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尤其是经济越落后的社会， “新主义、新思想”25的启蒙就越重要，必须加强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促进他们行动起来投入社会革命；强调我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必然随着世界进步潮流而进化等思想。最后，该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传播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中国同时，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纲领的制定提供了思想武器。
    1923年3月1日，在《少年》第7号上，发表了石夫节译，阿多那斯基（V.Adoralslay）著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此文是第一篇宣传马克思辩证法规律的专论。文章阐释了5个规律：第一个规律是思想（意识）由人生存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第二个规律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以统揽全局的观念观察事物的发展。“在政治上，这个规律要我们不仅注意到一国的情形，应注意到各国的情形。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全国中和全世界大势中观察阶级斗争的发展与事变。”第三个规律是在运动中研究问题，说明辩证法观察事物的方法论。第四个规律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我们不应只在环绕我们的环境，我们应改变环境。我们不应只争斗、思索争斗，我们应加入争斗，从争斗中吸取教训。”第五个规律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着的，没有永远不变的“真实”，因此制定方略时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变化。《少年》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油印本，读者极其有限，国内读者无法读到，瞿秋白后来将其在《新青年》第3期（1924年8月）刊发，说明此文的重要。同期还发表了《辩证法与逻辑》。
    通过以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传播的历史扫描，不难看到瞿秋白的三讲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是以上传播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链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只有深入历史范围，才能进入瞿秋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场景，在历史的语境里，“回到1924年的瞿秋白”，才能真正认知三讲义的历史价值。
    第一，三讲义标志着瞿秋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者。这些讲义并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运用唯物史观建立科学的社会学体系的开端。社会学是年轻的学科，创始于19世纪80年代法国，盛行于美国。19世纪末随着西方社会科学传入我国。“社会学”一词最早是从日文转译的，严复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学的最早传播者，他将来自英国学者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译成《群学肆言》而成为我国现代思想启蒙的重要书籍。1913年上海教会学校浸礼学院（后称沪江大学）首开社会学系。1921年厦门大学开设历史社会学系，此乃为国人办系之始。随之各种社会学著作、讲义也就纷至沓来。1923年1月瞿秋白从苏俄回国不久，便被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聘为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除亲自授课外，还编写了以上三个讲义。此前无论教会大学，还是国人开设的学校，社会学的教材与书籍都是美英出版的专业著述，孔德、斯宾塞、斯摩尔、齐美尔、苏维尔等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所编著的社会学只是社会现象的材料罗列，是“七零八卦的破皮统子，胡投乱塞的百宝箱儿”，26至多是资产阶级的“产儿”。27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特别是辩证法，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鼓吹的各种观点，指出社会学的职任，他说：“什么是社会？社会的发展和崩坏的原因何在？各种社会现象（经济、法律、科学等）之间的关系如何？”28“社会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29《现代社会学》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人类社会是物质的社会，经济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他引用“互辩法”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社会是由矛盾运动着的物质所组成，社会各种复杂关系是互相联系又互动，马克思也说过“‘物质的动’是宇宙的根本”。30他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精神（思想）的关键作用。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它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有目的的行动。因此精神作用很大，特别是社会革命，被压迫阶级的思想觉悟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现代社会学》其目的是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阐释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最终必然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现代社会学》与其他两个讲义，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之作。特别是当前中共中央国家战略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转移之际，重温三讲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三讲义表明瞿秋白是将唯物史观的彻底唯物论与“自觉辩证法”打通为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此前对彻底唯物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施存统、陈望道等均作了大量的宣传，但他们的文章限于篇幅，对彻底唯物论是如何从旧唯物论、近代唯物论实现革命性突破的描述有限。李汉俊在武昌高师的《唯物史观讲义初稿》虽然有很详尽地描述，但没有公开出版，影响面小。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念》对哲学史作了唯物史观的诠释，对唯物论与唯心论作了比较详细的历史叙述，对历史上各种哲学流变与代表人物一一作了点评，特别是近代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彻底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与本质区别作了那个时代最新的概括。李汉俊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中虽然在唯物史观框架下，将彻底唯物论与自觉的辩证法联系起来，但它没有对辩证法的基本法则进行系统的论述，《社会哲学概念》最出彩的地方就是详细的介绍了辩证法的矛盾运动、否定与否定、量变与质变等基本法则，指出矛盾运动是“宇宙及社会的‘根本属性’”，31在三个法则中起主导作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考察宇宙、社会、思维的方法论。瞿秋白用这个科学的方法在三讲义中分析了物质与精神、自由与必然、偶然与必然、一般与特殊、善与恶、经济与政治等哲学范畴，初步分析中国特殊社会与革命的性质，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我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据此制定正确战略、策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从这个角度考察，称“瞿秋白是我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辩证法三个法则的第一人”应该是成立的。
    第三，三讲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主渠道由日本渠道转向苏俄渠道的重要标志之一，瞿秋白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俄文翻译家。众所周知，我国传播主渠道最初是日本，语种是日文。第一篇宣传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底本是河上肇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主要底本来自日文；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主要参考堺利彦翻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他的《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的参考文本来自日文本和英文本。1920年4月共产国际正式特使魏金斯基来华后，苏俄渠道逐渐成为传播主渠道，但多半还是英文，并非俄文。在第一批传播者中，掌握俄文的人只有瞿秋白、杨明斋、俞颂华、李仲武、张西曼等几位，而瞿秋白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于1920年12月—1923年1月，在苏俄采访，发回了大量的报道，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个真实的苏俄。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中文本虽然是1930年出版，但瞿秋白由于精通俄文，捷足先登在三个讲义中加以运用，三讲义自始自终贯穿了《历史的唯物论》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播方面开辟了新的篇章。随后，由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述越来越多，到30年代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的统治地位。
    （此文得到贺祥林教授、蔡丽副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① 该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结项证书号：20100934)的阶段性成果。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
             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1930年版。
             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迄止时间是一个有待学术界统一的问题,本文暂定在1918年至1927年。
             ⑤ 此外还有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但没有流行开来，因为被斯大林的提法所替代。
             ⑥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59年7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42
    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
    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⑧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⑩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称自己的辩证法为“我的辨证方法”，并阐述了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本质上的不同，但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版的序言中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自觉的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约•布洛赫的信中，将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连用；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6、591、66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12年在上海《新世界》杂志刊登了部分译文，
    《反杜林论》的第一个中文本是由吴黎平翻译，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
             15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6 汉俊述：《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绪言第2页，武昌正信印务馆代印。这是李汉俊在武昌高师授课讲义，具体时间待考，当在1922年下半年至1924年之间。
             17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16页。
             18 汉俊述：《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绪言第2页。
             19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的讨论请参见石云霞《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重点难点解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东、林锋《马克思哲学创新实质新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张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及其称谓》（《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20 见瞿秋白译文《新哲学——唯物论》第157页译注，1926年版。
             21 布哈林：《 历史的唯物论》第9页，普益出版社1930年版。
             22 “30年本”的标题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则贴近恩格斯的提法。
               23 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原序》，《历史的唯物论》第1页。
               24 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1月23日。
               25 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1月31日。
               26 《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97页，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27 《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96页。
               28 《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408页。
               29 《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98页。
               30 《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450页。
               31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34页。
    

作者：田子渝，男，1946年3月15日出生。四川泸州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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