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陈独秀“启蒙”的重心，主要还是落在穷人身上。他主张穷人更要“懂得点学问，通达些时事，出外去见人谋事，包管人家也看得起些”。如果读不起书，没法接受系统教育，那么，“就是买几种报纸来家看看，也可以学点学问，通些时事，这就算事半而功倍了”。可惜当时发行的各种日报、旬报，多是文深意奥，“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于是陈独秀想到，“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他为此呼吁“各省做好事的人，可怜他们同乡不能够多多识字读书的，难以学点学问，通些时事，就做出俗话报，给他们的同乡亲戚朋友看看”。也就是在发出这一呼吁时，陈独秀意识到自己就可以着手来办这样一份俗话报。说干就干，于是他就联手思想开明、积极倡导新文化，且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同乡、清末秀才房秩五与桐城学堂教师吴守一等人，凑钱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他们明确分工，房秩五主持教育类文章，吴守一负责小说，其他文章由陈独秀负责；其中“论说”栏文章，则多出自陈独秀手笔。 《安徽俗话报》为十八开本，每月出版两期，每期二十页左右，印数四千，每期售价五十文。房秩五说，陈独秀其时“意气盛豪”、“极嘻笑怒骂之雄”。但也正因如此，加上陈独秀思想观念的“前卫”，《安徽俗话报》在广受民众欢迎的同时，也招来一些非议。比如出现在其中的“自由婚姻”等“热词”，尤贻人口实，即使当时某些赞成新思想的人，对此也觉得有点“惊世骇俗”。当时一位名叫胡子承的“知识分子”，就曾为此写道：“其实此时中国人(接受)程度至‘自由婚姻’尚不知须经几多阶级；若人误于一偏，不将‘桑濮成婚’概目为文明种子乎？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敢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这位胡先生敬仰陈独秀“仁爱其群”的为人，惟其敬仰，所以提出道，“然内地风气至为阻塞，加以专制之官吏，专与学堂、报馆为仇，若无保护而行此于内地，恐后祸未可预测耳”。他甚至还未卜先知地说，如果《安徽俗话报》“欲输入东西政治文明之思想于吾群，则必受官吏之凌辱，不卜可知”。因此他主张《安徽俗话报》“辞旨务取平和，万勿激烈”，因为“现在民智低下，胆子甚小，毋令伊惊颇也”。而启迪民智，正是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原动力，这点已有前文所述他的“两个主义”佐证。在具体实施中，他首先想到的，是要让穷人买得起这样一份报；其次是，把这份报办成大家都能看懂，且“各项人看着都有益处”———读书人看了长见识、知天下事；种田人看了，了解各地收成情况；生意人看了，知道各处行情；官员看了，明白各地利弊；再不济，闲来无事者看看里面的小说、戏曲、笑话，也可作消遣……这些在当时的陈独秀看来，应该是相当一部分人在“无钱多读书”之外，能够获知的一个途径。尽管或不无肤浅之嫌，但凸显于其中的启蒙意义，毕竟有目共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