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济华

    【文章摘要】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我们不能“以‘左’反右”；不能“以‘左’反‘左’”；也不能“以‘左’反‘左’”；还要注意把本来不属于右倾错误的做法当作右来批判,并用“左”的一套来加以纠正。
    【关 键 词】 反倾向 反右 反“左”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近90年的光辉历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党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的。党内错误的政治思潮,有右倾机会主义及右倾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及“左”倾错误。因此,党必须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反对右的错误时,要注意防“左”；在反“左”的错误时要注意防右。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无论犯“左”的错误或者右的错误,其共同特点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观察处理问题都表现为主观片面性。如我党同国民党合作破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错误。在我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倾错误。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只看见资产阶级积极性一面,看不见他们消极或反动的一面，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如此。或者只看见资产阶级消极的或反动一面,看不见他们积极的一面,对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遇到了关于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与破坏的严峻现实。如果不能正确开展反对“左”的斗争,任凭僵化思想的束缚,改革开放总方针就会遇到阻碍,难以顺利推进。反之,如果不能正确开展反对右的方面的干扰,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我们的改革开放也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改革的总方针是在不断克服长期”左”的错误的影响，反对僵化思想束缚的过程中逐步深化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排除右的干扰，坚决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以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中,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形：
       首先，我们不能“以‘左’反右”。回顾党的历史，如党的“八•七”会议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忽视了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在党内滋长起来“左”倾情绪,并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相反,把工农两大阶级看作革命的唯一动力,完全否定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可能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还提出对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店东商人实行革命群众独裁，“变小资产阶级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一切工厂归工人”等过“左”政策。这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结果使自己孤立起来。致使革命事业蒙受损失。
       其次，我们不能“以‘左’反‘左’”。回顾党的历史，如党的六大,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但是,六大决议对中间阶级的认识仍然是错误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被看作是反革命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仍然被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因此,“六大”以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但没克服,而且继续在发展着。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又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的敌人。“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推行的仍然是“左”倾关门主义策略。根本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否认中间势力和第三派的存在,仍然断定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但延误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和其它的“左”倾错误一起,导致了白区工作和根据地的严重挫折。
       再次，我们不能以右反“左”。实践表明：在进行路线斗争和反对路线错误时，“以‘左’反右”是错误的；“以‘左’反‘左’”是错误的；同样“以右反‘左’”也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诚然,我们党内确实长期存在“左”的积习,应当克服和纠正,但决不能以右反左。我们还记得在粉碎“四人帮”一段时期，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股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这股思潮反映到党内,即表现为党内一些同志借克服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反对僵化思想的束缚为名,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结果终于酿成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一点，人们并不陌生。
       最后，谈谈以“左”反“右”问题。前面已说到以“左”反右问题，这里所说的以左反“右”的“右”是带引号的，即把本来不属于右倾错误的做法当作右来批判,并用“左”的一套来加以纠正,结果使“左”错误越演越烈。从我党的历史看,如前所述，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出现过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曾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建国后,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党在指导思想上又发生了左的偏向，在十年内乱中,左的思想又被林彪、江青从革命集团推向极端。使我党、国家和民族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可见,“左”倾错误在我党并不是孤立偶然事件,它有其内在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的连续性。人们不会忘记,那种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情形；人们不会忘记,那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照搬过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情景；人们不会忘记,那种把经典著作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1957年以后,我们搞过多次的反右运动,却从未在指导思想上反对“左”的思潮。毛泽东曾正确在提出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时,也提醒全党要注意防“左”,但在落实和实际执行中，一直把反右倾当成社会主流。这就使那种只准反右,不准批“左”,“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糊涂观念在党内日益盛行,形成一种难以公开抗拒的巨大势力。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多次批判右倾,如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却很少批“左”,以致“左”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发展到极点,许多同志把“左”的一套当作马克思主义接受下来。导致在实践上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而这种错误的实践又反过来证明这些错误理论的“正确”,“左”的理论又继续发展,导致更严重的错误实践。这种恶性循环,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比较完备的“左”的理论形态,成为党的纲领和指导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难以在短时间内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
       矫枉必须过正，但是用错误的矫枉是不能过正的。在进行路线斗争和反对路线错误时，用错误的路线反对正确的路线，错误的路线不会变成正确的路线。同样，用错误的路线反对错误的路线依然是错误的路线，而且更甚。历史启示我们：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的思想路线,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反对路线错误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既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从本本出发,反对企图回到“文革”那种“左”的道路上去的思想倾向；又要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把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反倾向斗争虽然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决不能搞主观随意性,必须有的放矢地进行恰如其分的斗争,必须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反“左”时应注意防右,反右时应注意可能出现的“左”的倾向。这要做出正确判断,掌握得恰到好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即使是路线性的分歧也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去解决,绝不可任意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采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否则,会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邓小平关于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同时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论述，体现了革命的辩证法的应用，符合我国新时期的客观实际，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防止了在注意一种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倾向的片面性。毫无疑问是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在进行路线斗争和反对路线错误所做出的深刻总结和经验概括。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建党近9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民族终于从苦难走向辉煌。重要之点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地对待所犯的错误。对于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我们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引以为戒，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从而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反倾向斗争的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辨别正确与错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部队分部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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