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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但他在晚清新学中所处地位与意义始终不确定，即其是否形成了一个学派，是否代表了新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其学派之于整个新学发展演化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具有何种意义，这一学派之发轫是否有特定的历史地理、区域文化予以观照，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提出“侯官新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南皮新学”“南海新学”等概念，尝试形成一个新的叙事与阐释框架。当然，这一新框架与原来的框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为什么要称之为“侯官学派”？因为严复籍贯福建侯官，且一生喜用“侯官”署名，在《天演论》各章题目下，即署“侯官严复达旨”。世人也习惯称其为“严侯官”。是故，以“侯官新学”命名严复新学或严复学派，内涵更丰富，地域特色更鲜明，即突出了其与福建的历史地理、区域文化与地方话语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视域与维度。其实这种学术梳理与命名，在中国学术史上已有成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首创其例。全祖望以为，“学案”亦即“学派”（《宋元学案》卷三）。仅以黄宗羲原著《宋元学案》为例，其三分之一的学案名是以地域命名的，其中有学者的出生地、也有客居地，而且大多作了新的梳理与命名。如北宋张载之学派，当时称为关学，而《宋元学案》称之为“横渠学案”，即“横渠学”或“横渠学派”（《宋元学案》卷十七）。又如南宋胡安国之学派，当时称为“湖湘学派”，而《宋元学案》称之为“武夷学案”，即“武夷学”或“武夷学派”（《宋元学案》卷三十四）。又如范仲淹在北宋时并无所统学派，而《宋元学案》特为之命名了“高平学案”，即“高平学派”（《宋元学案》卷三）。 晚清新学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中西碰撞交融的过程。一般认为，晚清新学之建构历经三个发展层次或阶段，即，首先是物质的层次，亦为物质文化层面，如坚船利炮、工具器物，等等；其次为制度层面，亦为制度文化层面，如议会制度、君主立宪制，等等；再次为价值观层面，亦为精神文化层面。若从历史地理、地域文化及区域话语的角度，窃以为这三个阶段还可以这样表述：第一阶段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南皮新学，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主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它的社会实践是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南海新学，其以“托古改制”为依傍，主张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度，它的社会实践是戊戌变法；第三阶段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侯官新学，其揭橥“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主张学习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中西文化在价值体系层面的交融，以现在的研究观之，它的社会实践是新文化运动。 “侯官”是福州的古称。福建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使其在中原板荡的岁月里，偏安一隅，在历史的激流中形成一个相对平静的港湾。当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地入主中原之际，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便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入闽移民潮。这一移民潮的主导者为北方的世家大族，入闽的旧姓大族将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中庸与温和敦厚寄藏于闽山闽水之中。于是，闽文化更多地保留了儒家文化的传统及古代中原地区的语言、艺术、风俗、戏曲的吉光片羽。两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八闽文化昌盛，至晚清，侯官更是名人辈出，如“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等，故当时有“晚清风流数（出）侯官”之说。更重要的是，侯官辖下的马尾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造船业、船政学堂的发祥地。侯官新学就是在上述历史地理环境和区域文化的滋养下生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