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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喜 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形成于“三代”（指夏、商、周三朝），周朝定型和成熟。礼乐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东亚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与天地同德，与万物和谐，历经数千年自强不息创造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和历朝历代华夏子孙仁人志士永恒的价值追求，是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承继并予以新生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 一、礼乐文化的形成 礼乐文化起源于中国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关于礼乐起源的因，古代经典多有论述，而以荀子所作《礼论》和《乐论》最为典型。荀子的礼源论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荀子的乐源论是：“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礼乐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世代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是礼乐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种经济社会基础与西方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游牧经济和城邦社会基础根本不同，因而造就了中华礼乐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孝道尊祖与和谐合作；后者则强调信奉上帝与自由竞争。 从夏到商，五帝时代的巫祝文化发展至极盛并由盛而衰，与此相伴随的是礼乐文化的孕育和成长。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的出现及对其所作的研究，呈现出一幅从巫祝文化之称盛到礼乐文化孕生、确立的历史场景。《礼记·表记》记载，夏人“遵命”；殷人“尊神”。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因此而称夏文化为“遵命文化”，殷商文化为“尊神文化”。 在夏、商“尊命”和“尊神”文化中，甚至在此之前的五帝时代，礼乐虽已萌生并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礼乐主要是作为辅助宗教性政治活动的外在形式而存在，就是说，那时的礼乐文化是笼罩在巫术宗教的氛围中发展。周人则“尊礼尚施”。周朝伊始，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礼记·明堂位》记载：周朝初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这样，从周初开始，礼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礼乐文化典籍，如《易》、《诗》、《书》、《礼》、《乐》，包括神、天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以此为基础，礼乐文化发展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准。周公的“制礼作乐”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形成，也标志着在此之前很长历史时期对礼乐文化的“自发”遵行转变为对礼乐文化的“自觉”意识。从此，中国文化从神守时代发展到社稷守时代。 二、礼乐文化的思潮 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后人所说的“礼乐崩坏”，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又有庄子、孟子，还有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乐崩坏”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史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精神价值，同时又以礼乐的内在意义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内在意义，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涵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他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他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它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乐崩坏”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三、礼乐文化的内涵 周朝形成并经过诸子百家解释的礼乐文化有两层含义：一为礼化，二为乐化。所谓“礼化”，就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的建立；所谓“乐化”，就是人的内在精神秩序的培育。什么是礼？什么是乐？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礼论-乐论》以及司马迁的《礼书-乐书》都有记载：“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 “礼化”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乐化”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因此，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化的主旨。礼乐文化经典对“礼化”和“乐化”的不同特性与功能多有论述，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再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又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还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礼化”和“乐化”是《易经》所揭示的万事万物所具有的“阴阳”二象特征在人身上的表现，其中“礼化”为阴，“乐化”为阳，“礼化”为实，“乐化”为虚，“礼化”的意义在于外在的社会秩序，“乐化”的意义在于内在的情感和谐；二者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因此，“礼化”和“乐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和本质特征，其中“乐化”这一特征的地位又高于“礼化”，所以，孔子认为，人成为人的过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四、礼乐文化的发展 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帝国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礼乐文化始终是中国历朝历代治理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华各族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秦汉之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秦朝以前的春秋战国和秦朝初期更信奉法家，实行“霸道”。汉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逐步实行礼乐之“王道”之术。汉朝初年主要遵循老子道家的礼乐学说，到汉武帝时期又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将孔孟儒家的礼乐文化思想确立为其治国理政的统治思想，由此推动礼乐文化在大一统帝国时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此以后，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洗礼的礼乐文化就正式成为大一统帝国时代的主流思想。 汉朝灭亡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之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礼乐文化思想和体制的“系统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并使两汉时期开始从印度逐步传入中国的释家佛学与老庄道学和孔孟儒学一起，形成“三教并立，共同发展”的局面；甚至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老庄道学和释家佛学的地位优胜于孔孟儒学：魏晋年间就出现道学兴盛和儒学门庭冷落的情况；南北朝和唐朝初年的“尊孔读经”，也不足以与当时兴盛着的老子道学和释家佛学相抗衡；唐朝太宗年间皇帝支持玄奘“西天取经”和佛学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远远大于儒学。但无论偏爱儒学，还是偏爱道学或佛学，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礼乐文化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隋唐时代对“三代”以来礼乐发展的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和创新，使礼乐文化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和宋、元、明、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儒、道、佛三家成为并立承载中国礼乐文化思想的主要流派。这三个并立的流派在礼乐文化思想的范畴内“争鸣”和“交流”，促进礼乐文化在更深的层面上继续向前发展。从宋明“理学”到明清“朴学”、“实学”或启蒙思想，孔孟儒学在总的方面要优胜于老庄道学和释家佛学的地位。从地域范畴来看，这个时期礼乐文化发展的重心逐步南移。从五代十国到南宋立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其礼乐文化发展的重心也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如宋明之际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南方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长期植根于北方地区的礼乐文化体系，并使其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礼乐文化重心的南移，形成了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 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再加上“三代”时期礼乐文化的形成阶段，中国礼乐文化形成和发展共有四个大的阶段，并有四个高潮：西周时期，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宋元明清之际；还有四个低潮：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四个阶段共有四千余年历史。“三代”以前的巫祝文化就是礼乐文化的前身。因此，一部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礼乐文化发展史。 五、礼乐文化的新生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使产生和发展五千多年的礼乐文化这一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自那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与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之间孰优孰劣，始终是社会各界志士仁人持续争辩的永恒话题。 鸦片战争爆发后的晚清之际，既有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顽固保守派，也有全盘西化、崇尚变革的革命派，还有介于二者之间，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或其变种——变法维新派。由于哪一派都没能占据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因此，满清皇朝在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之后半个多世纪就迅速瓦解。“国将亡，本必先颠”，清朝不能继续坚持和运用自己固有的邦本理念即礼乐文化精神，因而必然走向灭亡。 清朝灭亡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依然无所适从。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是一个融汇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大杂烩，对于到底是走东方之路还是西方之路，抑或以东方之路为主，西方之路为辅，或者反之，其方向并不明确；总是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既向东，又向西，摇摆不定，因而造就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这样一对既皈依西方文化精髓耶稣基督、又信奉东方文化精神儒家孔孟的夫妻，来领导这个邦本不明的中华民国，其前途和命运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承继中国几千年来固有邦本——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主要是受苏联和美国所代表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在全世界竞争形势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但很快就调整战略方向，在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提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21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将推动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礼乐文化获得新生，并走出一条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康庄大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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