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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的方法观照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同时，冯契对中国哲学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自觉地将中国近代哲学纳入世界哲学的视域，并认为中国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冯契先生在哲学史的书写方法上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自觉地贯彻黑格尔所言的“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进而以粗线条描绘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较之于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契先生在近代哲学史的书写范式上表现出了不同的内在理路。他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第一次正面回答了“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具有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自信意识。 “革命”语境 在冯契那里，“革命”语境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哲学之争。质言之，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主要对象有两个：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冯契认为，“哲学的近代化就是对经学的否定”；就西方近代哲学而言，在冯契看来，西方哲学流派对中国近代哲学影响最大的要数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除此之外，较有影响的哲学思潮还有实证论的思潮与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冯契认为既要重视外来哲学理论的积极贡献，也应对其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依冯契所见，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所达到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包括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从而完成了一个发展的圆圈”，具体而言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中国近代哲学演变的主要线索（表现为历史观和认识论两个领域的哲学论争），后来演变为“心物之辩”，而马克思主义者最终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科学的回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