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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研究成为一门学问，“红学”是最著名的例子；《文心雕龙》研究发展成“龙学”，也是一个不多见的例子。《文心雕龙》问世于公元六世纪初，至今已经1500余年。1500年的《文心雕龙》传播和研究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前“龙学”时期（20世纪以前），二是20世纪以来的“龙学”史。漫长的前“龙学”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主要是文本的校勘、典故的解说以及原文的征引，对词语文意的训释尚且很少，更谈不上系统的理论研究了。进入20世纪以后，刘师培、黄侃、刘咸炘、钱基博等国学大师开启了近代《文心雕龙》研究之路；加之后辈学人前后相传、薪火不断，“龙学”研究终成一门学问。目前，《文心雕龙》已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各国均有一些“龙学”专家。据笔者最新统计，《文心雕龙》的专著、专书已达到700余部（种），文章、论文约有一万余篇。 为什么大家会对一本书饶有兴致、如此用力？这不是谁号召的，而是自发的。在中国文化当中，《文心雕龙》具有一种独特性，吸引了大批著名学者来研究它，从而产出了众多成果，牟世金先生谓之“一入龙门深似海”。《文心雕龙》的独特性可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它是中国文论的元典。“元典”是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元典”，就是首要之典、根本之典。《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的元典，就是说中国文论后来很多著作、理论，特别是很多范畴，都是从它生发出来的。第二，它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枢纽。枢纽就是关键，《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关键环节，不仅创造性地融汇了六朝之前的理论成果，而且完成了中国文论和美学范畴、体系的基本话语建构，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国文论和美学的话语范式。第三，它是中国文学的锁钥。《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的紧要之处，或者说，若要打开中国文学宝库，必须用《文心雕龙》这把钥匙。比如我们中国古代讲“《文选》烂，秀才半”，但要读懂、读通《文选》，就离不开《文心雕龙》。《文选》的选文标准、《文选》的文体分类，和《文心雕龙》都密切相关；《文选》所选文章的写作方法，更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主要内容。第四，它是中国文章的宝典。我们今天所谓“文学”，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事实上中国古代叫“文章”。中国古代的“文章”比我们今天的“文学”宽广得多，包括众多的实用文章和文体。要写好这些文章，读《文心雕龙》是一个捷径。正如清代黄叔琳所说，《文心雕龙》是“艺苑之秘宝”。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文心雕龙》的“文”，不等于今天的“文学”，而是范围宽广得多，而且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正如《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说：“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仪节、制度、法律，都离不开这个“文”。因此，《文心雕龙》虽是一本文论著作，但这个“文”不同于今天的“文学”，所谓“文论”也就不等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刘勰的论述实际上提供了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科书。比如，黄侃是语言文字学家，但他专门讲《文心雕龙》；范文澜是史学家，他也要讲《文心雕龙》并为之作注；王元化是思想家，但他的《文心雕龙讲疏》成为其著述中最有名的一部。所以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心雕龙》产生兴趣，希望去发掘它的重要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价值、文化价值。 早在30年前，牟世金先生便指出：“《文心雕龙》研究何以会成为一门系统化的学科即所谓‘龙学’呢？除了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主要是《文心雕龙》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又说：“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对《文心雕龙》做过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但除校注之外，大都是猎其艳辞，拾其香草而已。真正的研究，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但这块古璞一经琢磨，很快就光华四溢，并发展成一门举世瞩目的‘龙学’了。”台湾著名“龙学”家王更生先生更指出：“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努力，《文心雕龙》研究不但赢得了‘龙学’的雅号，而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更被学术界尊之为‘龙学家’。不仅如此，它更和当前所谓的‘甲骨学’‘敦煌学’‘红学’同时荣登世界‘显学’的殿堂。受到国际汉学家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