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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子，绝不向日本人低头 上个世纪初，最令百姓受苦的，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亡国之痛。 高文彬兄妹四人中有三人皆就读于东吴大学。其中东吴大学法学院，原本位于虹口区昆山路146号，是一栋4层小白楼，从这里诞生了一批中国早期最精通英美法、最擅长比较法研究的人才。然而1937年，战争炮火影响下，东吴法学院被迫迁至上海公共租界避难，其后8年，法学院不断迁徙避难。 1941年12月，日军又占领了上海租界，此后法学院为了保留教学火种，不得不分为两路——1943年到1945年间，法学院赴“大后方”重庆重新开办。而留在上海的师生，则以东吴法学院的谐音“董法记”名义恢复上课，并不断迁址。 当高文彬入读法学院时，学校借用了爱国女校的校舍。他忘不掉在日军眼皮底下去课堂的羞辱：上学的路上，会经过一个日军的岗亭，日军要求所有中国人路过时必须停下来向他们敬礼，如果谁不敬就要被打。高文彬为了避开这个岗亭，宁可每天绕远路去上学。 但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法学院对教学未有一丝松懈怠慢。由于功课负担重，一些学生中途跟不上，入学的一年级班内约有80位同学，到四年级时人数只剩一半，可见训练之严。高文彬曾回忆道，当时的教学环境下，“东吴法学院学生的专业英语过硬。学生学习英美法时，授课是全英文教学，其中讲授英美法时请美国总领馆的法律顾问给我们上课，讲到德国法时则请德领馆的法律顾问来上课。” 目睹山河破碎的锥心之痛，让师生们更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在之后的1946年至1948年间，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7人中，10人皆来自东吴法学院，除了高文彬外，首席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刘继盛、郑鲁达等皆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