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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起始。赵家楼据说在明代为穆宗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文隶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亭似楼状，故名。但我印象中清人朱一新《京城坊巷志稿》似乎对赵家楼并未注解。 何时成为曹汝霖公馆？据曹氏差人回忆，他于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可见成为曹宅至少不晚于1918年。赵家楼是条小胡同，总长还不到400米，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原为前后U字形走向，故分别称前、后赵家楼胡同。 火烧曹宅后，京师警察厅曾绘制草图，可窥建筑中西合璧，有东、西、中三院，共有4个门。西院是西式建筑风格，东院则为中式，分别各有花园；中院有书房、客厅、小楼、餐厅等，约有各式房屋五十余间，十分阔绰。 被烧院落主要是曹汝霖之父所居东院，被焚11间。1948年，参加过“五四”游行的何思源任北平市长，专往赵家楼，看到曹宅“已成为一块空地，尚未盖房”。上世纪50年代后原址建楼成为招待所，后改为赵家楼饭店，东院墙上嵌“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铭牌，于2002年5月1日对外开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过去谈“五四”，很少涉及是哪一位学生首先进入曹宅，很多当事人回忆也语焉不详。因为游行的学生们不同校，即便同校也未必相识。而且说法不一。罗家伦是“五四”参与者，后来做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说：“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许德珩的回忆则说：“……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匡日休即匡互生，字人俊，“日休”是他的别号。金毓黻则回忆“当有东北籍学生某君为首，从旁面厨房破窗而入”。陈荩民回忆是他自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范云回忆是“一个陕西口音的同学上前打破了窗户，钻进去打开了大门”。 匡互生自己也写过回忆文章，只说“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把铁窗冲毁”，进入曹宅。后又说是“五人”。尹明德回忆“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爬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 何思源回忆说“一位高个子同学在学生人梯支撑下爬过墙，跳进院内，打开了大门”。“高个子”则符合匡互生的特点。罗章龙回忆“派几个人搭人梯从事先探明的窗子里爬进去”。张国焘回忆说是“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回忆中以周予同最为肯定：“一位数理科四年级同学匡日休，也就是毕业后以字行的匡互生同学，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去，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关于谁首先打开大门，后来社会上有不同传说，但就我的了解，确是匡互生，因为我们傍晚回到学校，我在学生洗脸室碰到他，看见他的手上流着鲜红的血。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敲玻璃敲破的。”而且他指明是从大门旁边，上角两扇子小玻璃窗门进入，窗是供门房采光用的。但匡互生是湖南邵阳人，与“东北籍”、“陕西口音”有出入。“大门”、“后门”，描述亦不相同。 这些经历者的回忆各有不同，大多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所写，时间流逝，有所误记，情有可原。现在来看，“五四”运动非自发，而是事先有预谋、有组织。罗章龙回忆：“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上写道，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书附有年表，我认为他的话是有根据的”，“……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当时虽无校学生会，但各班、系、院皆有学生会组织存在。其它各校均有各种学生组织，以北大为中心，渐成核心组织。据罗回忆，事先已拟定“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一致认为“要采取暴力的行动，制裁卖国贼”，“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拟定了负责人匡互生等具体部署工作”。其后分别探明曹宅行动进出路线，曹、陆、章三人相貌等，还从北大扩展到其它八校进行动员。行动小组还具体规划了游行的各种措施，“除了小组外，谁也不知道这次游行主要去打赵家楼”。周予同则回忆：少数同学“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 (责任编辑：admin) |